太祖时期记载最详明的一次决定军事活动的会议，是天赞三年（924年）六月议西征吐谷浑、党项、阻卜等部和东征渤海的一次。其参加者已如前述，会议讨论情况虽未见记载，但辽太祖的意见和决定却详细地记录于《辽史》之中（注：《辽史·太祖纪下》载太祖之诏，称“……自我国之经营，为群方之父母。宪章斯在，胤嗣何忧？升降有期，去来在我。良筹圣会，自有契于天人；众国群王，岂可化其凡骨？三年之后，岁在丙戌，时值初秋，必有归处。然未终两事，岂负亲诚？日月非遥，戒严是速。”这是阿保机晚年，欲亲自解决西部阻卜诸部和东部渤海问题，召集诸贵族商议西讨与东征诸事。故西讨结束后，第二年又诏“所谓两事，一事已结，惟渤海世仇未雪，岂宜安驻。”接着又发动了亲征渤海之役。）。
    太宗于天显五年、六年、七年三次与群臣议政，已如前述。此后十一年闰十一月，立石敬瑭，降赵德钧后，“次潞州，召诸将议，皆请班师，从之。”（注：以上均见《辽史·太宗纪上》。前三次会议没有具体内容的记录，当是就国家治理问题举行常规性贵族议事会；后一次是在立石敬瑭的军事活动后，与诸将议军事。）会同五年（942年）二月，“上将南幸，以诸路有未平者，召太子及群臣议，皆曰：‘今襄、镇、朔三州虽已平，然吐谷浑为安重荣所诱，犹未归命，宜发兵讨之，以警诸部。’上曰；‘正合朕意。’遂诏以明王隈恩代于越信恩为西南路招讨使以讨之”；六年十二月，“如南京，议伐晋。命赵延寿、赵延昭、安端、解里等由沧、恒、易、定分道而进，大军继之”；八年“四月甲申，还次南京，杖战不利者各数百。庚寅，宴将士于元和殿”；“九月壬寅，次赤山，宴从臣，问军国要务，对曰：‘军国之务，爱民为本。民富则兵足，兵足则国强。’上以为然”（注：参见《辽史·太宗纪下》。）。会同五年、六年的两次会议，一议征伐吐谷浑，一议伐晋，皆为议军事。惟五年“召太子与群臣议”中，所谓“太子”，当为“太弟”李胡；八年于南京“杖战不利者”和“宴将士”，则是在战争进行中，为总结、休整和确定下一步军事行动而举行的会议；九月于赤山宴从臣，所为何事不得而知。但从群臣之对可以推测，所议乃与国家、臣民利益密切相关者。因此，这次宴群臣，仍可看做是一次议军国大事的贵族群臣会议。
    世宗天禄三年（949年）九月“召群臣议南伐”（注：《辽史·世宗纪》。），穆宗应历九年（959年）“召群臣议时政”（注：《辽史·穆宗纪上》。），所载虽甚简略，仍可看做是贵族群臣参议军国大事的会议。景宗时，不见会议军、政的记载。圣宗即位后，伐党项，破阻卜，讨西突厥，征高丽，备宋等等，战事不断，却未见召贵族群臣议军事、议征伐的记录。统和四年（986年）燕云之战爆发，也仅见“诏宣徽使蒲领驰赴燕南，与休哥议军事”和“上次沙姑河之北淀，召林牙勤德议军事”等，二者分别发生在四月和七月，都应是召见或命令个别臣僚商议军事，与贵族大会议军事的情况有所不同。
    同年八月丁酉朔，有一系列军政事务决策发表。其中与国事相关的决策有：置先离闼览官六员，领于古里、女直、迪烈于等诸部人之隶宫籍者；以北大王蒲奴宁为山后五州总管；采纳韩德让的建议，募人收获禾稼；采纳室昉、韩德让的建议，减免山西租赋等。与军事相关的决定即以功过定赏罚的具体内容是：乙室宰相安宁功过相当，追告身一通；谛举部节度使佛奴、领国舅军王六笞五十以罚过；惕隐遥升、拽剌歘烈、朔州节度使慎思、应州节度使骨只、云州节度使代哥、军校李元迪、蔚州节度使佛留、都监崔其、刘继琛，因闻敌逃窜夺官，歘烈仍隶本贯。此后数天之内，又以破女直、伐宋功，对耶律斜轸所部将校“第功加赏”，并加斜轸官守太保（注：参见《辽史·圣宗纪二》。）。此一周内的活动，当可视为征伐中的会议，并且已经有了朝会的性质。
    圣宗朝又一次见于记载的重大决策发生在统和二十八年（1010年）对高丽的行动上。这年五月，“高丽西京留守康肇弑其主诵，擅立诵从兄询”（注：《辽史·圣宗纪六》。），圣宗有意征伐，召集群臣商议。国舅详稳萧敌烈发表了与圣宗不同的意见。他说：“国家连年征讨，士卒抏敝。况陛下在谅阴；年谷不登，创痍未复。岛夷小国，城垒完固。胜不为武，万一失利，恐贻后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往问其故。彼若服罪则已；不然，俟服除岁丰，举兵未晚”，当时，命令已下，敌烈意见未被采纳，“识者韪之”（注：《辽史·萧敌烈传》。）。
    此后，记载较为详尽的议事有兴宗重熙十年（1041年）十二月，“与南、北枢密吴国王萧孝穆、赵国王萧贯宁谋取宋旧割关南十县地”；十三年，进兵西夏，当“元昊服罪”后，曾在军中“召群臣议”和战，群臣皆主张“大军既集，宜加讨伐”，遂决定继续西征。此后，天祚帝时曾多次议防女真事。关于谋取关南十县事，北院枢密使萧孝穆与南院枢密使萧惠意见相左。孝穆认为“昔太祖南伐，终以无功。嗣圣皇帝仆唐立晋，后以重贵叛，长驱入汴；銮驾始旋，反来侵轶。自后连兵二十余年，仅得和好，蒸民乐业，南北相通。今国家比之曩日，虽曰富强，然勋臣、宿将往往物故。且宋人无罪，陛下不宜弃先帝盟约。”萧惠则迎合兴宗旨意，力主用兵，他说：“两国强弱，圣虑所悉。宋人西征有年，师老民疲，陛下亲率六军临之，其胜必矣。”（注：参见《辽史·萧孝穆传》、《辽史·萧惠传》、《辽史·兴宗纪二》。）
    防女真事，详情见于《辽史·萧陶苏斡传》：“天庆四年，（陶苏斡）为汉人行宫都部署。时金兵初起，攻陷宁江州。天祚召群臣议，陶苏斡曰：‘女直国虽小，其人勇而善射。自执我叛人海里，势益张。我兵久不练，若遇强敌，稍有不利，诸部离心，不可制矣。为今之计，莫若大发诸道兵，以威压之，庶可服也。’北院枢密使萧得里底曰：‘如陶苏斡之谋，徒示弱耳。但发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遂不用其（陶苏斡）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