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宗继位也是在穆宗被杀之后。穆宗无子，且“酗酒怠政”，幼养于永兴宫中的耶律贤对其作为早已表露出不满。穆宗被杀，他马上“率飞龙使女里、侍中萧思温、南院枢密使高勋率甲骑千人驰赴。黎明，至行在，哭之恸。群臣劝进，遂即皇帝位于柩前。”（注：《辽史·景宗纪上》。）景宗即位是否也是仓卒中的决定，我颇为怀疑。疑点有二：其一，景宗即位后，马上以“宿卫不严”罪杀死殿前都点检耶律夷剌（耶律夷剌葛）和右皮室详稳乌古只。世宗被杀时，并未见宿卫被杀，而且，夷剌葛与穆宗为布衣交，一直是他的忠实臣仆。其二，杀死穆宗的近侍，即所谓“应历逆党”小哥、花哥、辛古等，直至保宁五年才被抓获，不知是隐藏太深，还是有意包庇？因此，所谓“群臣劝进”，也可能是早有安排的必要程序。《辽史·景宗纪》还有一段穆宗有意传位于景宗的记载称：“吾儿已成人，可以付政”。它究竟是出自穆宗之口，还是景宗拥立者们伪造的，也值得继续考察。
    圣宗之立，得力于奉遗诏摄政的景宗后、圣宗生母萧绰。同时，经过5帝近70年的反复较量，嫡长子继承制似乎已被多数契丹贵族认可。当然，旧贵族于放弃传统赋予的权力依然心有不甘。他们手中握有兵权，对弱子寡母的威胁是不可低估的，有关文献的记载也或明或暗地指出了这一点（注：《辽史·后妃·景宗睿智皇后萧氏传》载：“景宗崩，后泣曰：‘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奈何？’”《契丹国志·耶律隆运传》载：“时诸王宗室二百余人拥兵握政，盈布朝廷。后当朝虽久，然少姻媛助，诸皇子幼稚，内外震恐。”反映的正是旧贵族对最高权力的威胁。《辽史·圣宗纪一》，统和元年，“禁所在官吏军民不得无故聚众私语及冒禁夜行”，可能是防范贵族阴谋活动的禁令。太后父、国舅萧思温的被杀也当是旧贵族夺权活动的组成部分。）。幸赖承天太后“明达治道，闻善必从”，团结了有为的蕃汉臣僚，强化了皇帝的权力，打击了守旧势力，并创造了辽朝的强盛和繁荣。
    圣宗以后，兴宗、道宗皆以长子继统，天祚则以嫡长孙身份继立，诸叔皆不能与之争。这应该看做是嫡长子继承制事实上的确立。这期间，契丹贵族对权力的控制也由操纵贵族大会拥立皇帝变为实力派人物对皇帝本身的操纵和利用，宗室间的争权斗争转而变为国舅通过太后对皇位继承的干预和对皇帝本人的控制。兴宗朝的钦哀之变，就是太后与国舅为控制朝政发动的一场未遂政变，是对嫡长子继承制的反动。此后辽道宗、天祚帝的继位，虽然并不平静，但由于嫡长子继承制事实上的确立，贵族大会选汗的作用在文献记载上就更难找到痕迹了。
    从上文的叙述考察，选汗大会应有酝酿、提名、讨论等程序，按姚从吾先生的意见，前酋长或先帝的遗命，也是被推举的必要条件。从阿保机取代遥辇和辽朝诸帝的继立考察，这一推断不无道理。但我认为，这种现象当产生于世选制确立之后。与蒙古忽图剌汗和俺巴孩留有遗命的情况相似（注：参见《元朝秘史》卷一，《四部丛刊》三编本。）。而在原始氏族部落制时期，选举可能并不受前任的影响。契丹建国前后，已经是世选制开始走向衰落，世袭制即将产生的时期，遗命固然是必要条件之一，但是没有遗命可以伪造一个，真正起作用的还是会议的召集者和主持者。作为程序，上述诸步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依然被履行着，其实质意义却在逐渐消失。建国后，关于皇帝继承人的酝酿和提名已经很难在会上进行了，私下的密谋代替了公开的讨论，与会者也很难在平等的条件下发表不同意见。因此，会议的程序也就只剩下推举仪式了。太宗继位时的推举方式是令两位候选人各乘一马立于诸与会成员前，各成员以执马辔表明其拥立态度。
    无论是中原汉制，还是游牧政权的行国，在被选定为最高统治者后，照例应该有一至三次的“逊谢”，契丹-辽朝皇帝的继位也不例外。
    《辽史·礼志一》有关柴册仪的记载，虽然只是辽道宗时一次再生柴册仪的情况（注：从文中有“奉七庙神主”的记载看，这一仪式记载的是辽道宗时的情况。道宗耶律洪基是辽朝的第八任皇帝，七庙神主是他以前的辽朝七帝。辽道宗时是辽朝礼仪制度最完备的时期，无论是柴册仪还是再生仪，可能都吸收了某些汉制成分。），但其中一段有关皇帝即位前的情节描述，却可为选汗大会程序提供一些难得的史料。据载：行毕再生礼，“皇帝遣使敕曰：‘先帝升遐，有伯叔父兄在，当选贤者。冲人不德，何以为谋？’群臣对曰：‘臣等以先帝厚恩，陛下明德，咸愿尽心，敢有他图。’皇帝令曰：‘必从汝等所愿，我将信明赏罚，尔有功，陟而任之；尔有罪，黜而弃之。若听朕命，则当谟之。’佥曰：‘惟帝命是从。’”（注：《辽史·礼志一·柴册仪》。）
    这里，所谓“有伯叔父兄在”，与辽道宗情况不合。这样的敕命，显然不是辽道宗本人的敕旨，而是沿用联盟时期贵族选汗大会的成宪。由此推断，贵族大会做出决定后，当选者照例要逊谢一番，然后才举行柴册仪--联盟首领的即位仪式（注：参之蒙古大汗的即位仪式，当知此推断不误。当贵族大会决定将汗位授予窝阔台时，他也曾表示推辞，说：“尽管成吉思汗的命令，……但是有长兄和叔父们，特别是大弟拖雷，比我更配授予大权和担当这件事，因为按照蒙古人的规矩和习俗，幼子乃是家中之长，幼子代替父亲并掌管他的营地（禹儿惕）和家室，而兀鲁黑那颜乃大斡耳朵中的幼子。他在规定和非规定的时刻日夜都在父亲左右，闻知规矩和札撒。我怎能在他活着时，并当着他们的面登上合罕之位呢？”经过贵族们的恳请和多次劝进之后，窝阔台表示接受推戴，并举行了即位仪式。参见〔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二卷第二部分，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柴册礼之制，朱子方先生考之甚详（注：见《论辽代柴册礼》，《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第1期。）。它是自遥辇氏联盟延续下来，又在契丹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中原礼仪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的一种礼仪。早期的柴册礼可能比较简单，因为那时还没有文字，当然也就不会有玉册、玉宝之类。尔后，随着同中原联系的加强，契丹社会的发展和联盟首领权威的增强，在旧俗的基础上，吸收中原礼仪，礼节也渐趋繁缛。
    联盟时期的柴册礼，《辽史》中保留着一段相关的记录。遥辇氏联盟后期，迭剌部首领也可以举行柴册仪。因此，从迭剌部首领的柴册仪可以推定联盟首领的即位仪式。
    《辽史·逆臣上·辖底传》有这样一段有趣的记录：“遥辇痕德堇可汗时，（辖底）异母兄罨古只为迭剌部夷离堇。故事，为夷离堇者，得行再生仪。罨古只方就帐易服，辖底遂取红袍，貂蝉冠，乘白马而出。乃令党人大呼曰：‘夷离堇出矣！’众皆罗拜，因行柴册礼，自立为夷离堇。”显然，一旦受部众“罗拜”，“行柴册礼”，他的权力就得到了承认。柴册仪是对贵族大会推举的可汗拥有权力的最终确认，因此也是贵族大会的内容和程序之一。初期的柴册仪可能是在贵族大会推举结果确定之后立即举行的，因此辖底才能乘人们还不了解推举结果时抢先举行仪式，以阴谋手段夺权。
    《辽史》的相关记载中，常常将再生仪和柴册仪并提。其实，再生仪与柴册仪并不完全一致。柴册仪应是联盟首领--可汗迭剌部夷离堇和建国后皇帝的即位仪式，而再生仪是联盟首领、迭剌部夷离堇、建国后的皇帝、个别皇后、太子、太孙等每逢本命的前一年季冬之月择吉日举行的复诞庆典。看来，再生仪也并不十分严格限定在本命的前一年，有时皇帝即位或亲政举行柴册典礼时，也可先举行再生仪，然后才举行燔柴告天仪式。《辽史·礼志一·柴册仪》记载的就是辽道宗即位时举行柴册仪的情况，在柴册仪之前则先举行了再生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