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上述的有限记录，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些初步认识：
    契丹建国之际和建国初期，尽管大汗-皇帝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最高决策者，但贵族大会至少在形式上仍然保留着。贵族们就军国大事进行必要的讨论，做出决定，并在会后分头按会议决定贯彻执行。大会讨论和决定的内容在军事方面有征伐与议和，包括战争进行的方式、将领的委任、行期、路线等等；议和则需决定派遣的使臣、议和的条件等；在战争进行中，也可根据战争的需要，召开临时会议，总结成败得失，表彰有功和惩罚作战不力者，商讨下一步军事行动部署。政治方面则有制定礼仪制度、惩治叛逆贵族、颁布新命令、调整官员职务等。
    议军事、政治的会议，太祖太宗时期召开较多。据我的初步统计，太祖时期，可归入议事大会的有4次，太宗时8次，世宗、穆宗时各1次。这是因为，建国初期，诸事草创，一些新事物无先例可循，新问题、新秩序需要有新办法、新制度予以解决和维护，需要适时讨论和做出新的决策；对外征伐不断，必须及时做出决定和部署。刚刚取得政权的辽太祖，对所有问题的解决都需要耶律家族和诸部首领、贵族的支持与合作，取得他们的配合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变家为国”之际，传统的力量仍然强大，贵族在军事、政治方面的决策权还不容小视。辽太祖作为开国皇帝，既有无上的权威，可以保障其意图能够得到贵族们的认可；同时作为打破世选制传统的第一人，他又不能完全无视契丹贵族的既得利益和传统权限。在战胜诸弟后，他的权力没有受到传统势力的限制和挑战，对贵族势力可能威胁皇权还缺乏切身体会，他也就没有必要冒险触动贵族们敏感的神经，剥夺传统赋予他们的权力。凡军国大事，都在贵族大会上讨论决定，既符合传统，又无损于国家和皇帝本身的利益。
    太宗时期，作为传统维护者的述律氏，依然手握重权，耶律德光的权力也得到了贵族们的认可，按传统行事依然可以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由于述律氏的支持，凡在政治上与述律氏保持一致的旧贵族，其权力也就受到了述律氏的保护。在她看来，除了最高权力必须由其子孙继承外，其余的一切传统都无须改变。
    世宗在位时间不长，且以军事活动为主，所以，召开贵族大会商讨南伐就是非常正常的活动了。此时，他的精力完全集中于南下与后周争夺中原，实现其父、祖长期的军政目标上，尽管贵族夺权活动频繁而猖獗，皇位不断受到来自本家族成员的挑战，危机四伏，却没有引起他应有的注意和必要的警惕，因而也就不可能萌生限制他们权力的意图。相反，对贵族们的夺权活动却一意姑息，以致身罹其患。
    穆宗是一个无所作为的皇帝，不可能有什么改革的要求和措施。
    景宗的情况有所不同，他既不是以子也不是以胞弟的身份即位的。其即位程序已如前文所述，似乎并没有经过全体贵族的一致拥戴。既以非常手段取得了权力，也就不能指望获得传统的保护。此时的契丹贵族正处于这样一种认识阶段：皇权的至高无上极大地刺激了他们的权力欲，这一欲望促使他们千方百计寻找一切可以到达权力宝座的途径，他们既可以借助于传统，也接受汉制中的嫡长子继承制，关键是选择能对他们争权活动提供依据和保护的制度，不管它是传统的还是借鉴他人的。而按照传统有希望得到这一权力或从中可以得到好处的人们，就必然竭尽全力向景宗的权力进行挑战，以期改变这一既成事实。这就使他的权力自即位之日起，就受到了反对派的攻击。他也就不能不面对一系列挫折与威胁，这些威胁贯穿于景宗执政的始终。如保宁元年（969年），“太平王罨撒葛逃入沙漠”，“夷离毕粘木衮以阴附罨撒葛伏诛”，“（魏）璘尝为太平王罨撒葛卜僭立事”等，都是太宗次子罨撒葛谋取皇权失败的记录；二年，“盗杀北院枢密使萧思温”，国舅萧海只和海思是这起谋杀事件的元凶，萧思温是景宗皇后萧绰之父，是景宗的得力支持者之一，杀害萧思温显然也是针对景宗权力的；六年，“宋王喜隐坐谋反废”，乾亨二年（980年），“喜隐复谋反，囚之祖州”，三年，“上京汉军乱，劫喜隐不克，伪立其子留礼寿”等，都是皇族耶律氏和国舅萧氏家族向景宗权力的挑战（注：详见《辽史·景宗纪》、《辽史·方技·魏璘传》。）。传统为每个人提供的机遇不同，它再也不能得到全体贵族的一致拥护和执行了。社会对旧有的传统不但从本质上而且从形式上都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景宗及其皇后自始至终都得到了以玉田韩氏家族为代表的汉官的支持。维护中央集权的“汉制”，在权力交替中自然采纳嫡长子继承制。景宗及其皇后对汉官的信任，对借鉴汉制的积极态度，汉官地位的提高和他们在军国大事决策中作用的增强，以及旧有的传统在契丹人中影响的日益减弱，都为改制提供了可能。在汉官和汉制的影响下，景宗皇帝不但在嫡长子继承问题上走出了关键的一步，而且对贵族议事制的态度也逐渐改变。这就是我对景宗朝何以没有贵族议事会议记录的解释。
    圣宗前期，辽朝大权依然掌握在女政治家萧绰手中，皇位的移交并没有造成政策方向的改变。萧绰在政治上的进取，表现在对最高决策权的影响上，就是贵族议事制向中央集权制官僚议事制的转化。这一过程始于景宗而完成于圣宗时期。《辽史·营卫志》所载“与北、南臣僚议国事”和“与北、南大臣会议国事”，反映的当是圣宗以后的情况。这时的会议，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契丹贵族大会，而是朝中大臣与地方机构的高官们共商国事了。其参加者则是以北、南枢密院长官为首的包括契丹、汉族的“内外臣僚”，当然还是那些位高权重或主持某一方面、某一地方的大员。
    至此，辽朝的决策机构完成了由贵族大会向官僚朝议的转化，契丹贵族们只能以北、南臣僚的身份参与国事决策了。此后，无论是圣宗时征高丽，还是兴宗朝与宋、夏的和战，还是天祚帝时对女真的方针，都是通过朝议决定的。虽然我们没能从文献中找出汉人臣僚发表意见的记录，但出任高官的汉人应该是能够参加决策会议的，《辽史·营卫志》中所说的北、南臣僚中是包括汉官的，因为不仅南面官有大量的汉人上层，而且自圣宗以后，汉人上层出任北面官者也不是个别现象。多次出使辽朝的宋人余靖说：“汉宰相必兼枢密使，乃得予闻机事。”（注：余靖：《武溪集》卷一八《契丹官仪》。）在辽朝，汉人出任枢密使者大有人在，他们当然有权参加讨论军国大事的会议，“予闻机事”。这是契丹-辽国政治形势的一大根本转变，是走向中央集权化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如果说在圣宗和兴宗朝，“大政会议”还没有被明确地称为“朝议”的话，那么，到了道宗朝，“朝议”、“廷议”的概念已经为时人接受和采纳，而且被正式记录到文献之中。清宁二年（1056年）六月“辛未，罢史官予闻朝议”，为“朝议”一词在辽代官方使用的证据。五年十二月“乙丑，诏百官廷议国政”；七年十月“庚寅，诏百官廷议军国事”，是“廷议”一词在官方使用的证据（注：参见《辽史·道宗纪一》、《辽史·道宗纪二》。）。三次朝议，分别举行于六月、十月和十二月，正是辽帝的春捺钵和冬捺钵活动时间。与《辽史·营卫志》所载“五月，纳凉行在所，南、北臣僚会议。十月，坐冬行在所，亦如之”相符。同时，辽朝的“朝议”仍然没有完全抛弃和摆脱契丹社会传统的影响，表现在会议召开时间上，仍然是在冬、夏两次捺钵期间。
    综上所述，契丹人贵族大会承自原始氏族部落时期的贵族议事会。它在契丹人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团结和凝聚了契丹人，促进了他们的发展。但在建国之际和建国以后，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实力派人物攫取政治权力的工具。而随着辽政权的中央集权化，它的两大职能--选汗和决定军国大事的权力日益削弱，到了辽景宗和圣宗时，随着皇权的加强，它开始逐渐被官僚的朝议所取代，而它的某些特点在“朝议”中仍得以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