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4年七月，召开两次大会处理“叛党”；915年，正月、六月和十月分别北伐、南征和东狩。一切准备就绪后，916年二月，以耶律曷鲁等为首的契丹贵族共同推举阿保机做了皇帝。
    在处理了反叛集团后，916年阿保机正式即位称帝，并以长子耶律倍为太子，在确立长子继承制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传统的改变和新制度的确立并非易事，也并非人人都能接受。不久，另一次选汗大会就在契丹贵族中召开，阿保机所立太子也在这次大会上失去了继承人的资格。
    天显元年（926年）七月，阿保机死，按照传统，皇后述律氏称制，“权决军国事”。第二年，在安葬阿保机后，由述律氏主持召开了推举新皇帝的贵族大会。散见于诸文献的零星记载，尚可提供一些本次大会的有关情况。《辽史·太宗纪》天显二年条下载：“十一月壬戊，人皇王率群臣请于后曰：‘皇子大元帅勋望，中外攸属，宜承大统。’后从之。是日即皇帝位。”这是对辽太宗即位时间和缘由的记录。它告诉我们，太宗得以继立，是人皇王耶律倍“让贤”的结果。《辽史·宗室·义宗倍》也称：“太祖讣至，倍即日奔赴山陵。倍知皇太后欲立德光，乃谓公卿曰：‘大元帅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属，宜主社稷。’乃与群臣请于太后而让位焉。”它透露出耶律倍之所以“让位”，是因为“太后欲立德光”。
    相比之下，宋人的记载更直接而无顾忌，可靠性当胜于《辽史》。《新五代史·四裔附录》载：“初，阿保机死，长子东丹王突欲当立，其母述律遣其幼子（当为阿保机幼弟--引者注）安端少君之扶余代之，将立以为嗣。然述律尤爱德光。德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诸部，安端已去，而诸部希述律意，共立德光。”《资治通鉴》也称：“契丹述律后爱其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楼，命与突欲俱乘马立帐前，谓诸酋长曰：‘二子吾皆爱之，莫知所立，汝曹择可立者执其辔。’酋长知其意，争执德光辔欢跃曰：‘愿事元帅太子。’后曰：‘众之所欲，吾安敢违？’遂立为天皇王。”《契丹国志》也有相同的记载。
    综合上述记载，可知德光之立一出于太后之意，二有“群臣”、“公卿”、“诸部”、“诸酋长”的拥戴，三有耶律倍的“让位”，似乎一切都很顺利。其实不然，《辽史》和《契丹国志》都透露了这次权力交接中发生的矛盾和斗争。《辽史·太祖纪下》载：天显元年“十一月丙寅，杀南院夷离堇耶律迭里、郎君耶律匹鲁。”二人缘何被杀，没有指明。但《耶律安抟传》披露了原因：“太祖崩，淳钦皇后称制，欲立大元帅嗣位。迭里建言，帝位宜先嫡长；今东丹王赴朝，当立。由是忤旨。以党附东丹王，诏下狱，讯鞠，加以炮烙。不伏，杀之，籍其家。”可见，这次权力交接是在斗争中进行的。而这次斗争又为以后权力交接埋下了争夺的种子。《契丹国志》更具体地说：“后任智用事，立中子德光，在其国称太后。左右有桀黠者，后辄谓曰：‘为我达语先帝。’至墓所，即杀之。前后所杀以百数。最后，平州人赵思温当往，思温不行，太后曰：‘汝事先帝亲近，何为不行？’对曰：‘亲近莫如后，后行，臣则继之，’太后曰：‘吾非不欲从先帝于地下，顾诸子幼弱，国家无主，不得往耳。’乃断一腕，置墓中，思温亦得免。”（注：《契丹国志·太祖述律皇后传》。）《资治通鉴》也有类似的记载（注：《资治通鉴》卷二七五《后唐纪四》载，七月，“辛巳，契丹主阿保机卒于扶余城，述律后召诸将及酋长难制者之妻，谓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曰：‘汝思先帝乎？’对曰：‘庶无帝恩，岂得不思？’遂杀之。”）。
    关于阿保机死后诸事的安排，根据《辽史》和《资治通鉴》的有关记载可排出下列日程：天显元年（926年）七月二十七日，辽太祖死；八月三日，安端奉皇后述律氏之命前往代耶律倍守东丹（注：此举意在让耶律倍参加选汗大会。）；初十“皇后奉梓宫西还”；十八日，耶律德光从前线返回行在所；二十一日，耶律倍至行在所；九月十三日，“梓宫至皇都，权殡于子城西北”；十一月十三日，杀耶律迭里、耶律匹鲁（注：这表明选汗大会的预备会议召开，会上诸贵族意见不一，持不同意见者受到了处罚；赵思温事不载发生时间，按理也应在此前后。）；二年八月十九日葬辽太祖于祖陵（注：经过大半年的磋商，可能此时关于接班人问题的酝酿已经有了初步结果，述律后才肯安葬辽太祖。辽太宗的丧事也是这样处理的。《资治通鉴》卷二八六《后汉纪一》载：“契丹主（辽太宗--引者注）丧至其国，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诸部宁一如故，则葬汝矣。’”可知这是述律氏处理此类问题的一贯手法。）；十一月十五日，人皇王率群臣请立德光，德光是日即皇帝位（注：逆太后旨意者已被压服，耶律倍大势已去，不得已最后表态，让位于其弟。所谓“择可立者执其辔”，不过是一个仪式罢了。德光即位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一旦耶律倍表态，剩下的就是举行仪式了。所以，推举过程和即位仪式可以在同一天举行而不会感到仓卒。）；十六日，太宗耶律德光谒太祖陵（注：谒陵的目的是向先帝告即位。）；十九日，行柴册礼（注：此为告天仪式，行此礼后，其合法资格则得到正式承认。）；二十一日，还都；二十五日，群臣上皇帝尊号，大赦；十二月初四，诸道将帅辞归镇，会议结束。
    由此可见，不论代行皇帝职权者影响多大，地位多高，权势多重，也只能通过这一切向贵族大会施加影响，而不能代行贵族大会的权力。不论贵族大会是否真正能体现全体贵族的意志，会议也必须召开并做出决议。只有贵族大会的决议才具有最终效力，哪怕它是在少数人操纵下做出的。而且，一旦贵族大会做出决定，新帝又举行了柴册礼，他的地位就是无可争辩和不可替代的。
    从阿保机以耶律倍为太子的决定看，似乎他已经准备实行长子继承制。但后来，他又以倍为人皇王主东丹事。东丹是按游牧民族的分封制传统建立的封国、属国，以太子主封国事，是否也有取消其接班人资格的意图？同时，德光、李胡也分别有元帅太子和自在太子的称号。这一切，反映了阿保机还没有完全摆脱游牧社会传统的影响和束缚。而述律氏则完全是按游牧社会的传统行事的。契丹贵族中对此也存在着两种不同态度，于是贵族大会就成了两种势力角逐的场所。
    大同元年（947年），契丹-辽国又经历了一次权力交接的考验。这年四月乙亥（另有丙子、丁丑二说，今不取。理由见78页注①），辽太宗在灭晋回军途中死于栾城，契丹诸贵族又有了一次推举最高统治者的机会。当时的形势是：太宗幼弟李胡与其母述律氏在上京，实际上可视为“监国”。按太后的意图，显然是要以李胡为皇储的（注：《辽史·太宗纪下》载，自汴回军途中，李胡曾遣使“问军前事”，辽太宗则如实报告。可见辽太宗是将李胡作为接班人对待的。当然这一切也是出自太后述律氏之意。）；军中诸将却多有对李胡持反对态度者，甚至还有当初因主立东丹王而被害者的子孙。他们对述律氏的所作所为一直耿耿于怀。这就注定了辽朝的第二次权力交接又将是一场恶战。
    事实确实如此。太宗死后，军中诸贵族、将领并没有马上向上京报告他的死讯，而是紧锣密鼓地策划拥立东丹王之子耶律阮（兀欲）。据《辽史》和《资治通鉴》载，参与谋划的核心人物是以耶律阮为首的军中部分将领和宗室人员，其中至少包括南院大王耶律吼（出自六院部）、北院大王耶律洼（系出孟父房）和宿卫耶律安抟（系出孟父房）。《辽史·耶律吼传》载：“及帝崩于栾城，军中忧惧不知所为。吼诣北院大王耶律洼曰：‘天位不可一日旷。若请于太后，必属李胡。李胡暴戾残忍，讵能子民。必欲厌人望，则当立永康王。’会耶律安抟来，意与吼合，遂定议立永康王，是为世宗。”在北、南大王定计的同时，更为积极、活跃的则是耶律阮和耶律安抟。耶律安抟在世宗继立的关键时刻，起了当初耶律曷鲁立太祖时的重要作用。《辽史·耶律安抟传》称：“诸将欲立世宗，以李胡及寿安王（太宗子耶律璟--引者注）在朝，犹豫未决。时安抟值宿卫，世宗密召问计。安抟曰：‘大王聪安宽恕，人皇王之嫡长；先帝虽有寿安在，天下属意多在大王。今若不断，后悔无及。’会有自京师来者，安抟诈以李胡死传报军中，皆以为信。于是安抟诣北、南二大王计之。北院大王洼闻而遽起曰：‘吾二人方议此事。先帝尝欲以永康王为储贰，今日之事有我辈在，孰敢不从！但恐不白太后而立，为国家启衅。’安抟对曰：‘大王既知先帝欲以永康王为储副，况永康王贤明，人心乐附。今天下甫定，稍缓则大事去矣。若白太后，必立李胡。且李胡残暴，路人皆知，果嗣位，如社稷何？’南院大王吼曰：‘此言是也。吾计决矣！’乃整军，召诸将奉世宗即位于太宗柩前。”这是军中贵族大会策划过程的记录。大会召开的情况，《耶律洼传》也有简单的记录：“洼与耶律吼定策立世宗，乃令诸将曰：‘大行上宾，神器无主，永康王人皇王之嫡长，天人所属，当立；有不从者，以军法从事。’诸将皆曰：‘诺。’”他们的意图得以顺利通过（注：大会召开时间，《辽史》失载。《资治通鉴》卷二八六《汉高祖纪一》所记天福十二年四月丙子“契丹永康王兀欲及南北二王，各以所部兵入（镇州）”、“时契丹诸将已密议奉兀欲为主”、“契丹诸大人数日聚谋”等，都是作为局外人的宋人所记录的情况。这段记事，时间前后安排并不严密。现据诸文献记载，将太宗死至世宗即位前后时间排列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