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氏为香山世家大族，对士大夫家礼当然知之甚详，奉之唯谨。翻阅黄氏族人的著作，可知黄佐乡礼的构想实有其家学渊源，也受其家族生活的影响。黄佐祖父黄瑜的“应诏六事疏”就曾揭举正身、正家、正礼、正乐、正赋税、正军伍等由身及家及国的六事，强调正身则天下治，正家则天下定，正礼则天下化，正乐则天下和，正赋税则天下富，正军伍则天下安（注：黄瑜：《应诏六事疏》，《广东文征》卷7《明二》。）。此疏表达了士大夫家族应为庶民表率，有教民、治民之责的理想。而香山黄族的齐家泽乡经验，也当为黄佐著《乡礼》提供了不少资料。早在嘉靖初年，香山黄氏已被誉为“士大夫秉礼亢宗，用夏变夷”的表率（注：王洙：《黄氏义田记》，载邓迁修、黄佐纂（嘉靖）《香山县志》卷7《艺文志七·文》。）。据谢廷举为黄瑜写的行状，瑜“讲习之暇，则修堂祠，营居室，凡椟主之制，祭祀之议，冠昏丧葬，必仿文公家礼行之”。任长乐知县时，“初邑多淫邪，每秋冬之交，觋傩载道，云驱瘴疫，公立禁止之，其风遂革。”（注：谢廷举：《明故文林郎知长乐县事双槐黄公行状》，载《广东文征》卷7《明二》。）其所著的《双槐岁钞》称颂洪武体天地之仁，禁民间水火葬等“胡俗”（注：黄瑜：《双槐岁钞》卷1，收于《笔记小说大观》14编，台北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76年。）。后弃官还乡，徙居广州。据《黄氏家乘》，瑜子畿“捐己田七十亩有奇为义田，以赡族乡。”（注：高公韶：《粤洲先生黄公家传》，载黄培芳等纂修《黄氏家乘》卷4；另见吕柟《香山黄氏家乘序》，载（嘉靖）《香山县志》卷7《艺文志七·文》；又见前引王洙文。）畿子黄佐继父志，承买官地uu义田祠，以祀祖合族。任地方官时，则“修书院，育人才，正士习，毁淫祠，行射礼，举节孝，立乡社，即猺獞子弟皆教之，风化大行。”隐居家乡时，黄佐增置义田，以赡族人。县志称佐“所至表孝义，居乡必为言于官”。后因“岭外风俗日侈，伏戎渐盛”，而“作乡礼以寓保甲之法”，“乡邦赖之”（注：祝淮修、黄培芳纂《新修香山县志》卷6《列传上·明》，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又见黎民表《泰泉先生黄公行状》，载黄培芳等纂修《黄氏家乘》。）。故乡礼之作可说是黄佐继承父祖之志，落实齐家化乡、为民表率的理想，并推而广之的事业。
    《泰泉乡礼》参照朱子家礼、陆氏家训、吕氏宗法、白沙陈氏、宁都丁氏及义门郑氏家范、琼山丘氏仪节等立教以家为基的范本编成，凡六卷，首举乡礼纲领，以立教、明伦、敬身为主，冠婚以下四礼为次；然后举乡约、乡校、社仓、乡社、保甲等五事，末以士相见礼及投壶礼为一卷附之。正如日本学者井上彻所说，《泰泉乡礼》是黄佐等士大夫的修齐治平政治理念，也是宋以后以济世安民为己任的儒者对“礼不下庶人”原则的反动（注：前引〔日〕井上彻文，82页。）。他们认为礼宜普及于乡人，不以缙绅为限。黄佐等岭南士绅都有这种乡绅乡人文化一元观。其理想是儒家文化的广被天下，涵盖士庶。为了让庶人了解礼，故须简化其内容，乡礼的编撰目的即在此。所谓礼或仪节，就是正确的行为习惯，其对庶民的教化力量可能更强于抽象的正统意识形态的向下灌输，故致力于与庶民沟通的明代士大夫常强调礼的普及。岭南官绅名儒如丘浚等就一直倡行家礼的普及，扩充教化的范围。丘氏的《家礼仪节》正为民庶之家而作（注：丘浚：《丘文庄家礼仪节原序》，载《丘文庄公丛书》，台北丘文庄公丛书辑印委员会，1972年。），他在其《大学衍义补》中列举“治国平天下之要”，当中就有“家乡之礼”（注：丘浚：《大学衍义补》卷49《家乡之礼》。）。
    乡礼虽有利国家治民，然士绅所着力的是他们自己对庶民的教化和管理，且以乡村为其发挥影响力的领域，也因而得以树立其地方力量。《泰泉乡礼》卷1《乡礼纲领》开宗明义地勾画出乡绅与有司合治乡村的蓝图。但乡绅显然有一定的主动性，因一套由家及乡、以血缘结合地缘的文化网络亦须由士绅来建立。《乡礼纲领》卷首即言：“凡乡礼纲领在士大夫表率宗族乡人，申明四礼而力行之，以赞成有司教化。”这些在乡士大夫称为“乡士大夫”，也就是黄佐等归休于乡的官僚或士绅层。他们自许为乡民之首、有司的督责者，致力于教化工作。
    黄佐参考朱子小学、陆氏家制及吕氏宗法，在《泰泉乡礼》（注：以下注文凡出自《泰泉乡礼》者，不再出注。）中定教化本源为三：“一曰立教，二曰明伦，三曰敬身。”“立教以家达乡”，“明伦以亲及疏”，“敬身以中制外”，均从一己一家出发，由内而外，由亲而疏，由近而远，以家达乡，是一套“亲亲尊尊之制，比闾族党之交，律己教人之法”。用以树立以礼为中心的家族乡里社会秩序。本源既正，乃行冠婚丧祭四礼。有官爵者，须遵洪武定制。而按朱子家礼，士大夫所行的家礼非常繁复，当与庶民有别。黄氏遂按白沙陈氏与宁都丁氏所定，参以义门郑氏家范，而将四礼加以简化。这正是宋明士大夫“礼下庶人”的主张。
    在这套由家及乡的乡村礼治组织纲领下，还有乡约、社学、社仓、乡社、保甲等法，都是在各乡推举的约正、约副主持下，配合有司施行，“乡约以司乡之政事，乡校以司乡之教习，社仓以司乡之养事，乡礼以司乡之祀事，保甲以司乡之戎事”，“以为官箴”。正如《泰泉乡礼》卷终所说：“乡士大夫既能倡之，而有司又能自尽，如此而四礼不行，乡约以下五事不举者，未之有也，愿相与勖焉。”这套构思充分表现了官绅共治地方的理想。
    然而，这套以礼辅法、以绅助官的构想，也在在显出礼的主导性和士绅的能动性。各乡自“择有学行者为乡校教读，有司聘之，约正约副则乡人自推聪明诚信众所服者为之，有司不与”。又说：“凡行乡约，立社仓，祭乡社，编保甲，有司俱毋得差人点查稽考，以致纷扰。”对于行四礼、举五事有成绩者，各乡校读约正约副可报其名于有司待赏，并得免其杂役；至于不率教者，有司可严治之。地方有变，发生警事，亦由教读约正约副报闻于有司。《乡礼》中甚至责成有司与同僚各以四事（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自勉，而为民去十害（断狱不公、听论不审、淹延因系、惨酷用刑、泛滥提解、招引告讦、重叠催科、科罚取财、纵吏下乡、低价买物）。有司当常接见教读约正约副，问各乡风俗礼教及庶民疾苦。倘“四事未能，十害未屏，乡绅可直言无隐，意见可取者，必加褒奖”。
    在社仓方面，“立乡老掌之，与教读约正等公同出纳”，也请“有司毋得干预抑勒”。至于乡社之设，“有司宜加之意，务令各乡欢欣鼓舞以从事，毋得督迫，以致扰民”。由是观之，与其说乡礼是政府控制民间社会的工具，不如说它是一套乡绅主导下的乡村社会治理政、教、养、祀、戎各事的构想。其运作的枢纽是以家族伦理扩而充之的地缘人际关系网络和宋明儒“礼下庶人”的教化理想。当然，这套与国家正统意识形态相合的构想和社会组织蓝图肯定有利于国家统治，也是社会稳定的关键。乡约制在弘扬王道方面的作用，深为士大夫所推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