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通行里甲制度，但社制依然存在。《明史》上说：“太祖仍元里社制，河北诸州县土著者以社分里甲，迁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先占亩广，屯民新占亩狭，故屯地谓之小亩，社地谓之广亩。”（注：张廷玉等：《明史》卷七七“食货一”，中华书局本，第1882页。）地方史料也完全可以与《明史》相对应，比如河北雄县“明初分十二社、七屯，……社为土人，屯为迁民。嘉靖四十年，知县鲁直另编十二社，而以七屯并入。……每社十甲，分统本社各村里”（注：刘崇本：《雄县乡土志》“地理第十”，光绪三十一年铅印本，第1页上。）。 这就是说，到了明中叶，土著与移民已经混杂起来，因此屯的建制已无必要，一律归并于社。也有的地方改屯归社的时间稍晚，如清同治《迁安县志》记载：“屯社之名，昉自永乐。由山后迁入合土著为社，召南方殷实户与土人错居、栖止荒地者为屯，社为主，屯为客；……自隆庆间社民告屯均草，而屯社之制变矣，自国初圈拨之后，改屯为社，而屯之制又变矣。”（注：同治《迁安县志》卷七“舆地志祹里社”，页1上－1下。）当然也有很多地方的屯、社之名一直保存到后来。
    另外，社在这里实际上就等于里甲之“里”，行使“里”的基层组织职能，只是因其旧称，叫做“社”而已，如前引迁安就是“正德中并为十七里，……为社十四，屯三”，与许多地方的“图”是一样的。与此类似的是，顺天府宛平县永乐初编户75里，到万历二十年时仅存50里，其中有称某某乡多少图的，有称某某屯多少图的，也有叫某某社多少图的，比如王平口社一图、桑峪社三图、清水社一图等等。说明乡、屯、社、图都是里的别称（注：沈榜：《宛署杂记》卷二“分土”，北京出版社1961年版，第18页。）。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官方称谓的里，还是因俗旧称呼的乡图，或是因移民而称的屯，都可以同社一样，进行以传统的“社”为单位的活动。由此可见，明政府在实施其基层管理体制的时候，还是充分照顾到传统的因袭的。
    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人口频繁流动，已使里甲制度在明中叶以后日益失去作用；清初统治者虽力图重建，并与负责治安的保甲制并行，但随着摊丁入地的推行，力役的取消，里甲制名存实亡，为保甲制所取代。但保甲的职能主要在于治安，还有其它因素关系到社区或聚落的维系和凝聚，一些地方还需要利用里社组织进行赋税的征收，因此传统的里社之制又被再次保存了下来，作为自然村之上的一级基层组织。我们可以看到，清代直隶各州县下的里社组织当中，以社称者很多。这个社依然还是明代“里”的继承，而它们下面的自然村则是明代“甲”的发展，在有些地方还保持着明代一里十甲的痕迹（注：比如祁州的18社下有186村，鸡泽的10社4屯下有137村，定兴的22社下有237村，涞水的27社下有261村，等等。参见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5页。又如邯郸“今凡三十社， 每社各分十甲”，见乾隆《邯郸县志》卷三“建置志祹乡里”。滦县也是“每屯社分为十甲”，见民国《滦县志》卷七“赋税祹田赋”。）。当然，随着社会的变迁，乡村基层组织制度新旧混杂，后人甚至无法辨明最初的情况，像滦县，“屯社所辖庄村多寡，均无定数。有一社之村，相隔百里者，有二三里、数十里者。不知当日若何编制也”（注：民国《滦县志》卷三“地理祹乡村祹户口”。）。邯郸县则称，“旧志云，人从地，地从社，社从乡，方□定而统属明，道里均而催科顺。……近乃有社名在东而地在西者，社名在北而地在南者，由是窜社跳甲，弊端以起”（注：乾隆《邯郸县志》卷三“建置志祹乡里”。）。顺德府属9县， 洪武时皆编户为社，但到清乾隆年间，各县的情况就很不一样了。如邢台县属32社、9寨、8集；沙河县原为20社，此时则为19镇、4寨、8集；南和县原为17社，此时则为3镇、60村、45庄、9屯、5寨、7集，等等（注：乾隆《顺德府志》卷四“赋役”、卷二“疆域”。）。无论如何，在历代政府实施的基层管理体制之中，尽管若隐若现，“社”是保持最久的单位，历经几千年的岁月，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才彻底终结（注：应该说，从明到清，南方广大地方的基层乡村组织为都图之制或都保之制，负责赋役和治安等事，与上述华北许多地方的屯社之制相等。但南方同时也仍有里社，只是至少在入清以后已多不负担里甲赋役治安的职能，而成为某一传统聚落的文化凝聚中心，甚至干脆即指社庙或社坛。参见福建莆田的“重修里社记”（嘉靖）、“孝义里社重建记”（万历）、“重建西漳濠埔社碑记”（嘉庆）等等，收于郑振满、丁荷生编《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相反，在华北的许多地方，由于社继续承担着基层组织的职能，因此行政的社和文化（宗教的）的社既可能是相互分离的，也可能是合二为一的。）。
    还需要指出的是，上面所述的与“里”同义的社，即作为基层行政或税收组织的社，只是此时期社的两套系统之一，华北（也许其它地区也同样）的社还有另外一套系统，那就是从古代承继下来的、以祭祀为核心、兼及其它基层社会职能的社。我们所要论及的社火是与这个系统有密切关系的。
    二
    社，代表着一种古老的社区文化传统，无论它是否被某个朝代的统治者定为一级行政管理组织，它始终存在于乡土社会之中，成为一种“民俗社区”或“民俗聚落”。
    基层的行政设置是政府进行有效社会控制的手段，因此它的着眼点主要在于征派赋役和治安，对于基层社群的凝聚基本上无暇顾及。因此，无论是靠地缘凝聚的自然村落，还是靠血缘凝聚的家族，被强制性地纳入到或乡、或党、或里甲、或保甲之中，就必然产生文化上和心理上的隔阂。原因在于文化建设或文化传统的区划与政治、经济建设的区划时常是分离的。
    上古村社的重要凝聚力量之一，就是社祭活动，其中尤以春社活动为甚。这里不仅有祭土祈年的活动、从天子到平民的耕藉仪式，有祭祖的活动，更有男女热烈交往的自由狂欢，所谓“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注：《周礼祹地官祹媒氏》，见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这里把对自然、亲情、娱乐和社群的凝聚结合在了一起，构成基层社会很重要的一项文化传统。由于社稷代表着“文化国家”（cultural state，与西方近代的“民族国家”、即nation state相对），所以天子的社祭实际上就是一种“国庆”，乡里之中的社祭则是“社庆”或“社区之庆”。所以有人说：“中国之神，莫贵于社。”（注：何佟之：《社稷位向议》，载《全梁文》卷四九，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