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这里也有各种名目的社神，这里的迎神活动也是村、社为两级，而社又是迎神、轮值的主要单位。但社并不是纯粹的实体，具体的操作者还是村，因为社庙也在某一村中，祀神者也是具体的村民，然而社、社神以及赛社活动，却不断维系着同属一社之各村之间的联系。
    有意思的是，上面提到的地方的基层行政组织是不同的，如滦县的确是分成65个屯社，其中称社的44个， 每个屯或社下所辖之村最少是5个，多的达60个。绛县前面说4社18村如何如何， 但其基层组织却是乡、里、村三级，地方文献中并没有提及社（注：光绪《绛县志》卷三《城池祹坊里附》。）。沁源同样提到社和社祭，但这里的基层组织自明初就是乡、都、里三级，崇祯八年归并为7个里， “清代因之”（注：民国《沁源县志》卷一《疆域略祹里甲》。）。而闻喜自明初经崇祯、顺治、康熙等朝，到乾隆时是4坊29里， 社也没有作为某一级行政组织的名称（注：乾隆《闻喜县志》卷二《城池》。）。显然，在前面提到的这些地方，“社”如果不是祭祀演出团体，就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传统地缘组织，虽未如某些地方被列为基层乡里组织之一级，但也被民间默认而保留了下来。即使是因为特定的祭祀活动而建立起来的社，也由于它们包含了特定的地域范围，而成为具有地缘性质的祭祀组织。像笔者参观过的武安固义村（地方文献及仪式活动中皆作“顾义”）大型社火表演中，世袭的组织者和表演者称“西大社”，打出的旗号还有“中南境”等古称，而乾隆时期的县志却告诉我们这里的基层行政区划为4 乡34里（注：乾隆《武安县志》卷三《疆域祹里社》。）。
    晋东南阳城县北留镇下郭峪村的地方文献，给我们留下了关于这种社的基本职能的具体描述。根据新编《郭峪村志》的记载，“明清，里为基层行政单位。郭峪里下设十甲，……与里同时存在的有里社，里社有社首，由推举产生。里社设在大庙，主管春秋祭祀、庙宇创建及维修、祈雨、庙会、看庄稼、巡更查夜等事项，具有很大权力”。同时，“清代，社首负责村民事调解”（注：赵振华、赵铁纪主编：《郭峪村志》“政治祹村政”、“政治祹民事”，1995年，第43、46页。）。这样的描述得到了明清文献的证实：据同里乡绅陈昌言于顺治九年所撰《郭峪镇重修大庙记》，由社首王重新主其事，修缮用银1800两，“君独出七百两有奇，又辍其家务，昧爽而兴，从事于此，庙之成实君之力”。次年所立之《郭峪大庙墙碑记》，记张多学为社首，强调了社首对该庙的管理职司，以及各有关规定，如“违反条约，强梁不服者，阖社鸣鼓而攻，罚必加倍，祈神圣鉴察，降下灭门灾祸”（注：此二碑记见同上书，第202-205页。），说明了里社的力量。按此大庙为汤帝庙，以往此庙为村社活动场所，村内重大事情都在这里商定和办理，以至民国时仍把村公所设于此庙。这证实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社庙是社区的中心，就像宗祠是宗族的中心一样，同时也说明了社的祭祀组织系统在社区中的重大作用。
    在这里，曾经担任社首的王重新（字焕宇）是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在“先有南卢北窦，后有张陈二府”的郭峪里，他并非显赫家族的代表（注：本村张氏，一支有张好古、好爵兄弟分别在明正德甲戌、嘉靖癸未中进士，曾任户部郎中、刑部主事；另一支有张鹏云为万历丙辰进士，官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尔素为清顺治丙戌进士，官至刑部左侍郎。陈氏则更显，祠堂门上的对联是“德积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其中陈廷敬在康熙朝历任四部尚书、左都御史，文渊阁大学士。）。他本以在外地经营铁器而致巨富，回乡后积极致力于乡里，各种公共工程无不捐巨资相助，俨然地方权威。其中为防御明末农民军打击而修筑的郭峪城和豫楼，至今犹在，极其壮伟，均为他所主持。关于修此城留下的传说也颇说明问题：一是修城买砖时与窑主斗智，动员全村男女老少、大小车辆连夜运砖，甚至连几千只羊都动用上了，使窑主白送了这几百万块砖；二是修城时有村东西两个财主拒不捐银，结果社首与社众议定，修城时把这两家圈在城外，以至两家很快破败。又一则传说说，清兵前来镇压姜瓖余党时，波及本地，也是王重新去清营说明情况，保境一方（注：赵振华、赵铁纪主编：《郭峪村志》“社会祹民间传说”，“人物祹人物传”，1995年，第128－130、133页。 社首王重新在社会动荡形势下的作为和影响力，通过豫楼上的两块墙碑记《焕宇变中自记》和《焕宇重修豫楼记》充分显示出来。见同书“附录祹文”，第195－202页。）。这些传说至少说明民众的一种心态，即对社的多方面职能、对社首的权威是认可的。
    以上所论，说明传统的社祭活动或者以社为基本单位进行的庙会活动，对乡村基层组织有莫大的干系。已经日渐消解的里社组织，由于这些活动而一直若隐若现地存在，并且发挥着“文化社区”或“民俗社区”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着、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抗着国家设置的基层行政系统。
    三
    明清时期的所谓社火，正是来自于上述活动、服务于上述功能的一种民间表演形式。在明清的地方文献中，还依稀可以看到社与社火关系的影子，如山西临晋迎春活动中“县官勾集里甲社火，杂以优人、小妓……”（注：康熙《临晋县志》，见《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714页。），说明社火是由里甲提供的。 但多数地方已把社火视为一般的表演形式，如河北赤城正月十五上元节的时候，“沿街设立松棚，杂缀诸灯，翠缕银葩，绚然溢目。又唱秧歌，谓之‘社火’”（注：乾隆《赤城县志》，见《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137页。）。也有一些文献并不把社火理解为单一的表演形式， 如临晋正月十五“人民嬉戏诸技艺，则有高抬、柳木棍，妆演戏目，游行街衢；夜又有龙灯、竹马、旱船、太平车等，金鼓喧阗，观者如诸，俗谓之‘闹社户’（省垣谓之‘闹旺火’）。卜昼卜夜，歌谑欢呼，举国若狂，殆滥觞于大傩云”（注：民国《临晋县志》卷四《礼俗略祹风俗》。），把社火视为一系列杂耍演艺活动的概称；河北迁安亦称，元宵节时“乡人多于是节办（应为‘扮’--引者）杂剧，如秧歌、旱船、狮子等，亦古之傩礼也”（注：民国《迁安县志》卷一九《谣俗篇祹风俗》。）。
    值得注意的是，临晋把闹社火称为闹社户（闻喜也是这样称呼），似乎不仅是一种音讹，而似乎表示它原来就是把一社之内的家家户户都“闹”遍的一种活动，一种把社区内全体人员都调动起来、都牵连进去的活动。由于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同，这种活动不可能是政治、经济活动，而只可能是社区文化活动、民俗活动，这才应该是“社火”的本意。临县有竹枝词说：“秧歌队队演村农，花鼓斑衣一路逢。东社穿来西社去，入门先唱喜重重。”（注：民国《临县志》卷一三《风土略祹歌谣》（作者刘如兰）。）寿阳正月十六“撞钲击鼓，挨户作驱逐状，略如古人之傩，谓之‘逐虚耗’，亦曰‘逐瘟’”（注：光绪《寿阳县志》，见《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589页。）， 这里的“入门先唱”和“挨户驱逐”正是“闹社户”的生动注脚。证之以今天田野调查所见，河北武安（旧属河南）固义的“捉黄鬼”活动在全村主要街巷绕行，邑城镇白府村的“拉死鬼”及其路神行列、井陉南王庄乡下属9个村子的“撵虚耗”等，都要经过家家户户门外的火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