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的材料往往把社火与古代驱傩活动联系在一起，说明二者存在密切的关系（注：这种关系已为一些学者认识到，见李子和《信仰祹生命祹艺术的交响--中国傩文化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158页；刘亚平编著：《忙年--春节民俗民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124页。）。从明清时期华北的地方文献来看，绝大部分社火是在春节到元宵节这个期间，特别是在元宵节时举行，如龙门正月十四到十六“随处演戏、办社火、唱秧歌及节节高等戏以为乐”；张北这时“并有社火、高跷、唱各种秧歌小曲”；保安州“街市张灯，狮火、社伙甚多，谓之‘斗胜’”；万全的社火“昼则游行各处，夜则登台演剧”；定襄“街巷悬灯，扮社火，仿古逐疫之意，又有唱秧歌者”，等等，不胜枚举（注：康熙《龙门县志》，见《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138 页：民国《张北县志》卷五《礼俗志祹习惯》；道光《保安州志》卷六《礼仪上》；民国《万全县志》卷九《礼俗志祹民俗祹岁时》；光绪《定襄县补志》，《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561页。）。考之古代傩事活动， 一般都在腊月或岁末举行，至此后移了一二十天，但基本上还是在宽泛的大年期间，像正月十五之夜妇女的“走百病”，也具有同样的“逐疫”的含义，而腊月驱傩活动的踪迹却难得在地方文献中见到。其之所以有如此变化，一是因为上元张灯本自佛教以光明逐黑暗的象征，发展到民间“走百病”、“照田蚕”、“除虚耗”等祈福免灾的习俗，与驱傩逐疫的目的相通，故而可以合二为一；二是因为古代社祭传统中也有以巫术形式祈年免灾的活动，社祭的演出就逐渐发展为社火，与傩事活动也有类似之处，而上古社祭与傩仪的重要性也类似，因此，传统的岁末傩仪与二月初的社祭有可能逐渐向对方靠拢，最后选择了元宵这个居中的节目，集中进行源自于社祭、却又在华北汉族地区保持傩事活动痕迹的社火。
    社火与傩事活动的另一个相通之处在于它的“扮”。傩事活动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它是一种模拟性表演，就是它的假面化装，而社火被地方文献与傩联系在一起，也是因为社火的表演者也要进行化装。上述许多材料都提到了“扮社火”（有些误写为“办社火”），具体来说，如前引滦州，“各村又饰儿童为百戏，执戈扬盾如傩状。导以幡幢，肃以仪仗，钲鼓喧阗。衣冠者一人，背黄袱而垂其两端若诿，该神之画像，并进香者姓名榜文也。后拥大纛，尾以金鼓钹铙，擂吹聒耳，挨村迂绕，跳舞讴歌”。或又如前引闻喜，“乡村竞闹社户，所扮鲍老张翁、鱼龙柳翠诸戏外，花鼓、花船皆唱古调小曲，间涂面演拳棒武技。有所谓拐字灯者，择十龄内外幼童八人至十二人饰古女子，宫妆，各持丁字灯架一，两端悬小红灯二，盘旋交舞，排‘天下太平’四字。每一字毕，班立两行，又起舞，乃唐宫旧戏也”。这里都谈到了“扮”。证之其它文献，“更有那小儿童戴鬼脸，跳一个《月明和尚度柳翠》，敲锣敲鼓闹元宵”；或“跳鲍老，儿童戏也。……今俗传月明和尚驮柳翠，灯月之夜跳舞宣淫，大为不雅”（注：各见[明]金木散人：《鼓掌绝尘》月集第三十三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63-364页； 及[清]陆次云：《湖壖杂记祹月明庵柳翠墓》，大酉山房刊《龙威秘书》本。）；或“感竹马之趋迎回旋，应节按辔徐行，莫不扬光掠景，魄动神倾。又有郭郎鲍老，爨舞田歌，文身借面，跌宕婆娑”（注：光绪《长子县志》引乾隆乙亥知县高藩《灯市赋》。）。而这些也都是唐宋以来社火的重要内容。
    如果我们把社火当作纯粹的文艺表演形式（比如民间小戏），那么通常就会得出结论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汉族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傩事活动已逐渐脱离宗教性的傩仪，而向世俗性的文艺表演形式转化；但如果我们同时考虑到社火具有社祭的渊源，考虑到它既游离开岁末的傩事活动，又游离开二月初的社祭活动，在传统上“金吾不禁”的元宵狂欢之夜进行，就可以知道它并不仅是民众大汇演中的一类节目，而仍具有一种“泛宗教化”的特质，也就可以理解在这些地方，为什么是由社火依稀承继了傩事活动的传统（注：实际上，在其它地方的民间社会，傩事活动已明确从岁末移到正月十五，比如江西乐安的流坑村“八房八傩班”，即指家族的每个房支都有自己的傩班，有固定的“出傩”活动。按其“胤明公房谱”所记：“古者岁终而时傩，吾乡之奉此神，亦犹行古之道也。”但实际进行的时间却是正月初二到元宵节期间，前引房谱记载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出傩”的仪式过程时说：“凡房下喜庆，俱得籍以致贺。元宵装扮神像，扫荡街巷。”见周銮书主编《千古一村--流坑历史文化的考察》，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8-306页。）。
    同时，由于社火与社祭、与傩事有密切的联系，而社祭本是对本境地方神的祭礼活动，祈告本地五谷丰登，傩事也是为一境之平安而举行（至于其它地方是否有水旱之灾，或者是鬼魅疫疠是否被驱赶到其它地方，人们并不关心），因此它必有凝聚社区的意义。我们从社火的具体组织系统、组织过程，以及“闹社户”、即把本社区的家家户户卷入其中的做法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注：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笔者的《论中国传统庙会的狂欢精神》，《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 期；《庙会与明清以来的城乡关系》，《清史研究》1997年第4期。 另外，周銮书主编前引书中，亦有史料记载当地傩舞演练的由来：“所由来者，吾族地居谷口，实为闽广山寇经途。扰攘之时，屡遭其害。我先世尝修武备，借戏舞以为训练，内以靖其氛，亦外以御其侮也。然而事虽近戏而周礼不废，似以未敢厚非。……每年冬月，子弟操习拳棍团牌。新春月初，结台演戏，装扮古传，成部教演战阵兵法。”（第302－303页）这显然也是借傩事活动以凝聚社区家族的一种说法，同时又为举行这种可能被士大夫讥为淫祀的活动寻找了合理的借口。）。因此正如前述，社火按“社”这种传统的基层文化社区来组织，来进行，补足了政府设置的基层行政组织所缺乏的文化凝聚职能（其税收的和治安的职能往往是强制性的或控制性的），使“社”一直存在到20世纪中叶，到新的多职能基层管理组织的建立，到社火这种带有泛宗教性的活动被大大弱化，“社”的存在也就成为一种多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