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道与道统
    或曰：如此强调道，岂不是要我们坚持封建道统？
    曰：全无此意！道与道统不同。
    所谓道统，即为“义”。反对封建道统，乃是反对封建的义。这并不等于今天不要任何道统。今天应有今天的道统。任何时代都有其特定的名器，相应地有其特定的道统，它们调节着物质利益的冲突和分配形式。
    资本主义不等于唯利是图，更不等于腐朽。资本主义有它的道统，有它的道德、理想，决不是物质利益至上。这是一种生产方式，当然要有维持这种生产方式不被情欲、兽性冲决的精神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既然曾经上升过，就说明那时这个社会还不腐朽，因此这种社会不能同腐朽划等号。只有当它走下坡路时，才变得腐朽。列宁也只说，帝国主义是腐朽的资本主义。
    道、道统、利三者关系略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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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统其实就是名器的精神实质。孔子强调礼乐的精神实质，即道统。礼乐若流于形式。道统就没有了，于是才腐朽。礼乐本身还是名器。孟孔说的义，指的是一些规范，也属于名器。它们都是道分裂之后的精神产品。按老子的看法，利心起方须立法（立德）以制之，结果导致利欲进一步膨胀。过去人们还只是图谋物质享受，有名器之后，名器也成了图谋对象，事态愈加不可收拾。老子的结论是，不如恢复原状。
    名器可用以划分社会发展阶段，因而道统可看作精神发展的阶段性产物的本质。
    欲明道统，先须讨论社会发展阶段问题。
    长期以来，史学界流行的观点是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现在，对这种论点提出批评的人越来越多了，史学家们大多数仍按兵不动，好象这是哲学界的事，史学界只须等待，等到哲学界有了定论，史学家再拿过来用。实际上，一则哲学家不通史学无法做出结论，二则这也是史学家份内之事，等待岂不要白白做许多无用的工作？
    其实，马克思本人的社会发展图式只是三阶段论--原始公有制社会、私有制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与黑格尔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相对应。
    问题的焦点是：中国是否有过奴隶社会阶段。
    我的主张是：中国未曾有过奴隶社会阶段。岂止奴隶社会，中国也未曾有过feudal社会阶段。
    feudal社会一向译作封建社会。追索译名的来历，就会发现一个很可笑的情况。想必当初确定译名时，译者认为feudal社会与西周开国之初封建诸侯时的社会状态很相似，因而将feudal译为封建的。后来，有些学者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借口中国没有奴隶社会，主张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思想，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这种看法当然站不住脚。马克思从来未主张过每一个民族都必须经过奴隶社会阶段，日耳曼民族本身就没有过奴隶社会阶段，他怎么会要求中国非有个奴隶社会阶段不可？中国没有奴隶社会阶段，难道就不能学习和运用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照这种逻辑，非严格按照五阶段划分中国社会发展史不可，那么，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后岂不非建设资本主义社会不可？
    但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理论水平不高，竟钻进了论敌的圈套，跟着反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主张起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为了论证引进马克思主义有理，坚持中国有过奴隶社会阶段。
    于是，出现了“东方式”奴隶社会的学说，随之出现了“东方式”封建社会的学说。这两个阶段的分期问题成了热门论题。分期的具体学说各有不同，然而绝大多数学者主张，西周初期属于奴隶社会阶段。结果，封建制成了奴隶社会的政制，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反倒成了封建社会的政制！
    名词问题毕竟是小事，对中国社会发展状况不明、中国国情不明，却是大事。
    在马克思看来，feudal社会也好，奴隶社会也好，都是原始公有制社会向私有制社会过渡的解体形态。各个民族完全可以有各不相同的解体形态。马克思的遗稿（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中对此有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