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在十九世纪以前，是家族本位的天子--家长制。这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社会形态。在马克思的书中找不到“天子--家长制”这样的用语（与“家族本位”实质相同的用语是有的）。然而，马克思学说的普遍性又把中华民族的独特社会形态包括在它的适用范围之内。中国社会属于私有制社会未发展完全的“过渡时期”、“解体时期”。胡曲园先生说得最为精辟：“古代公社解体之后，人民仍然束缚在新的专制统治之中，私有制并未得到自由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土有公有还是私有的问题一直处于拉锯的状态”（见《从〈老子〉说到中国古代社会》，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中国社会始终未能确立私有制，其最明确的迹象是建立在交换价值之上的私有财产始终未达到不可侵犯的神圣地位。许多王朝在建国初期实行均田措施，不管彻底与否，都建立在土地所有权并非不可侵犯的前提之上。如果说，土地的重新分配在古代是由族长行使的话，那么，在统一帝国时期，这件事就由天子担当了。
    总之， 中国社会可以看作一个连续的阶段。 当然， 这是相对于奴隶社会、feudal社会的划分而言。从自身发展说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只要不把它们误会为奴隶社会阶段、feudal社会阶段即可。
    人们所谓的“封建道统”，即从唐尧、虞舜以来长达四千余年的中国社会的道统。实际上，这个道统的内容十分复杂，至少迟如宋明理学，已有着浓重的私有制社会的道统内容。封建道统其实不那么封建，为现代人所深恶痛绝的南宋道学中，“资本主义的”东西实在不少。
    然而，只要精神与物质的抽象对立以尖锐的形式表达出来，道的二重分裂完成，道统就不再属于原始公有制社会阶段，而成为私有制社会阶段的。尽管我们遇到的现实的文集中内容混杂、现实的人物精神状态复杂，夹杂有许多原始公有制社会的理想和观念，从历史的流中还是辨认得出宏观的转变，看得出新道统的崛起。
    道分裂为物质精神之后出现了新道统。这样，就有了两个道统，分别对应两个社会发展阶段。在原始的道统中，道可以直观，于我们是敞开的。在私有制社会中，道被那以分裂为特征的道统所遮蔽，我们必须经过相当的哲学修养才能直观它。否则，我们就会视精神、物质的二元对立为正常，为通则，陷于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二者纠缠不清的争论中。我们的生活也就总停留在灵与肉的分裂状态中，无以寻得消除各种丑恶现象的根本办法。
    分裂消除，或曰，抽象对立被扬弃，或曰，片面性被消解，乃是第三个道统。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道统。
    第二个道统的要点是抽象化、原始道统分裂为二。
    问题在于，这是私有制的产物，还是私有制的前提？
    这里进行的，不是实证科学的考察，而是哲学的考察。实证考察的对象是在时间中展开的过程，即历史。哲学的考察则研究道统与名器之间的逻辑关系。逻辑在此指辩证逻辑。道统是名器的精神本质，名器是道统的表现形态。二者是体与用的关系，本体与现象的关系。不是道统也为一物，与名器为一物类同，因而可以探讨二者之间的时间上的先后因果关系或时间上的同时相互作用关系。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方法是“理想形态法”，假想一个社会只有单纯的商品经济。这样的社会在现实中当然是不存在的。任何一个现实社会都有着旧社会的残余和新社会的萌芽。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方法，就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
    产品交换是否成其为商品交换，在于当事人的看法。因而，商品社会一定有意识上的前提。
    这个前提是人们“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一的人类劳动来相互发生关系”。这就是说，人们必须有彼此乃是一类的意识。
    人已经类化了，所有的人都属于人类。
    然而，类概念属于物。我们把物归为类，为的是利用物。
    人的类化出于把看物的观点移用来看人。这是抽象化。物归类也是抽象化。
    抽象化有两端。这是一个分裂为二的运动。一端为物化，于是此人的劳动与彼人的劳动均为同类的劳动，因而可以折算为劳动时间来计算价值。至于此人是艺术家，彼人不过是工匠，由于与使用无关，便不考虑了。衡量的尺度是单一的。另一端为灵化，于是，在地上的纯粹物质世界的上空，出现了天上的纯粹精神世界。这就是宗教的根据。这种宗教是唯灵论的，是原始道统分裂的后果。
    所以，“崇拜抽象人的……教，是最适合的宗教形式”。
    宗教也是名器。物化导致私有制，灵化导致崇拜抽象人的宗教形式。这两端必须联系起来看，一个道统为其共同前提。
    中国未有过奴隶社会阶段，可由古代（人们认为那时是奴隶社会）没有相应的类似基督教的宗教形式得证。
    为什么基督教产生于奴隶社会的罗马帝国？为什么犹太人彼得不能弘扬耶稣传的道统，而要一个入罗马籍、深受罗马文化影响的保罗出来弘道？为什么耶稣的同胞犹太人拒绝基督教，反而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区的人民率先皈依？为什么信徒中奴隶最多？
    这一连串问题都可从人的抽象化运动中得到体悟。
    一方面是物化，与之对立统一的另一方面是灵化。奴隶毕竟是人不是物。奴隶也有意识。固然，他们接受了自己是物的观念。但是，毕竟要恢复自己为人。于是他们寻找自己的另外一半--灵。这是基督教得以传布、兴盛的根源。信教是奴隶恢复为人的第一步。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种种不同。人们列举了大量表面现象，都未触及根本。实质上，中国与西欧的根本区别在道统。具体地说，西方社会中人的抽象化发展程度很高，中国社会则始终不令人高度抽象化。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十四、十五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居全世界最前列，生产力水平远远高于西欧。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在生产力落后的西欧发展起来了。这一历史事实十分有说服力，证明人的抽象化程度是商品、货币经济得以发展的前提。
    再举一例。有的史学家认为，中国社会向来高度民主，比西方社会还要高。如：中国社会等级不严格，士、农、工、商相互之间可以流动；农民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统治阶级，故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口号。这些现象都是事实，只是未见道统的不同。西欧中世纪feudbl社会，等级确实很严。但是，那是人的抽象化发展的一个阶段。现代西方社会的民主，则是抽象化程度极高的表现，故称抽象民主、抽象自由。西方社会有见识的思想家惊呼人的异化或物化，则是看到了这一本质。而中国古代社会的“民主”，只是现象上与现代西方社会相似，本质却是抽象化程度很低。二者就本质而言是不可比较的。
    综上所述，道与道统不是一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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