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老子》与《周易》
    上述中、西道统区别的讨论，决无抑此扬彼的意图。
    然而，为什么抽象道统在中国未占主导地位，却是一个应当关心的问题。
    按本文的观点，道生名器，回答这个问题须考察道，而非考察名器为主。名器不是无须考察，然而这方面的考察须围绕对道的体悟。这种考察既是哲学研究，也是史学研究，还是社会学研究--简直是几种研究的融合。单纯考察名器的史学研究或社会学研究，是不能完满回答这个问题的。本文限于主题，侧重于哲学，实际上也是不完满的。
    先要建立一个论点：中国与西方道统不同，道却是一样的（这个论点的通俗表达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基底上没有根本不同）。严格地说，关于“中国的道，西方的道，是同一个道”的断定，其实只是假定。主张“中体西用”或主张“西体中用”的学者，以及主张“根本无所谓‘体’，唯有‘用’而已”的学者，都可能反对这个假定。但是，只要指出，他们所谓体，与本文的道统相当，他们大概就不会强烈反对这个假定了。
    这样，问题的形式成为：为什么同一个道在中国和西欧发展出不同的两个道统？
    古人说，人能弘道。关键在于西方的思想家怎样阐发道。众多的思想家对道的阐发，可以没想为面面俱到的。然而，尽管面面俱到，总还有个主流、大致趋向--其积淀即形成为道统。中、西道统之所以不同，在于两方的思想家阐发道的趋向不同。本文以两部典籍《老子》、《周易》为代表，探讨中、西两方的思想家对道的阐发的不同侧重。
    《老子》一书主旨是什么？是反对名器。“无名，天地之始。”名器本来是没有的。有了之后，也不要去执守：“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他十分强调消解：“反者，道之动”。名器给社会带来无穷祸患：“法令滋章，盗贼多有。”五千言中，反复叮咛，反复譬喻，无非反对物化趋势：一方面表现在反对商品经济，反对技术（技术乃至科学，都须物化意识发展之后才可能发展起来）；另一方面表现在反对治国术。国要“治”，说明已有名器（国家），然而老子主张无为。无为者，不用名器也，并非不问任何事。
    老子思想的缺点在于主张恪守原始道统，防止抽象化，从而从根本上反对名器。他的社会理想是“小国寡民”。国大民众，就不得不用名器，不得不“往来”、合作劳动乃至交换产品。老子真是思想深刻，不但懂得要防微杜渐，而且要防何渐也一清二楚。西方思想家感叹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的民族，良非虚言！
    不过，老子思想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这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对中国古人根本要求的体会和表达。老子的道，即自然--自然而然。换言之，随顺人们的要求。自然即人们要求的自由。这自由不是乱来，而是有尺度的。其尺度到底是什么？须到人们中去，观察人们对他们中间发生的各种事情采取的根本态度，才能体悟。老子反对礼法（名器），即反对制定一些规范去强迫人民遵守。可见，老子的思想是代表人们的。当然，这是原始公有制社会的人。这自由是无名器的自由，与西方社会的抽象自由（有名器）全然不同。
    第二，老子的社会理想是原始道统畅行的古代，他的主张是倒退的，也是实现不了的。然而，他强调的对名器的消解，却形成为思想传统，以后长期发生作用。所有的物都要消解的（归根）。人们只看到物化，万物生成（并作），我却重视“复”，即物的消解。这样才有生命。物是这样，名器（同是物化所生）也是这样。
    《周易》比《老子》高明，首先在于懂得倒退的不可能。既然物化已达相当程度，“观复”也仅是观而已，回到小国寡民是办不到了。于是既承认物化，又承认物的消解，如此方为生命而“生生不息”。因而《周易》既承认名器，又不拘守于已成名器。
    《周易》之主旨，一言以蔽之，变化以适时而已。名器不可不用。《系辞下》甚至列举古代圣人白伏牺氏起的一系列制器，皆归之于诸卦，视名器为道之当然。人类生活的要求变化了，名器也要随着改变，这就是所谓“适时”。“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穷”即走到头了，意谓名器不再适合人民生活的要求，这时须变更名器，于是则通。只有常通，统治才能长久维持。
    在这种“随时变更”的态度指导下，消解势用是作为不断起作用的因素看待的，因而抽象化极难发展。名器刚一显出凝滞而不合时宜，就被要求变更。西方社会缺乏这个势用的阐发，因而直到晚近才有消解哲学兴起。抽象化道统形成并早已穷途末路，才引起思想家们的普遍注意。
    “易”指什么？“生生之谓易”，指人类生活有不断变动的要求。对“君主”有什么要求？“日新之谓盛德”。法度礼仪等是要制定的，但那只不过是器，不可执守，为其所左右，根本的是道。运用器是为了遵从道，执守器不失道。
    这就是所谓中国的“人治”。西方社会的法治，是抽象化的产物，以名器（典常）运行，故其弊为削足适履，现在西方思想家尽情揭露的异化现象，为其不可避免的后果。中国古代的人治，以道御器，根据人民生活要求的变化随时调整。其弊为必须得人而人又难得，因而人存则政存，人亡则政亡。天子之职在守道。然而，天子生于深宫，长于阉贤妇人之手，何以明道？
    人治还是法治，不是任何个人或集团可以随意施行的。必然性即在道中，也即深深地根源于人们的生活之中。人们生活中深深地含着的左右历史的力量，要思想家发现出来，阐述明白。这样的思想家，才是圣人。这种力量，有各种名词标志，道是名词之一。
    事实上，中西文化中道统的不同，在相当早的时代已现出了端倪。《周易》反复阐发治理社会的原则效法于自然界。西方社会在远古就呈现出抽象化的分裂萌芽。血缘关系与伦理关系分裂的西方社会，较易生长出法治。这是因为法权与道德（总称伦理）容易抽象化而与人的自然存在分裂，形成精神与物质的对立。而中国的由《周易》体现的道统，不但把这两个方面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强调要随时调整名器以保持其原始的统一。在此道统之下要施行西方式的法治，难矣哉。
    综上所述，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体悟道与道统。各种学问都与当下的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当下的人类生活提出了五花八门的要求，首先要辨认出哪些属于根本性的，其次还要研究其实现的可能性与前提。单纯在名器上找出路必定会迷入歧途。体悟道和道统，明了道统的当下发展阶段，及其发展的诸可能性，善于运用道的物化势用和消解势用去阐发出新的道统，就既可适应时代的要求，又不会操之过急，提出目前还没有条件实现的目标。史学在这项伟大的使命中担当着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