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由于宦官是刑余之人，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过夫妻生活，嫁给宦官为妻对于广大女性来说自然是十分痛苦的事情。这一切虽无史料直接记述，但我们可以从一些碑志资料的字里行间或所述之事中，仍可看到这些妇女或以死与命运抗争，或心灰意冷，遁于空门，或被迫以青春年华为死去的丈夫“守节”等悲惨的事实。 唐文宗时内侍李某， 于开成元年（836年）娶沧州饶安县尉戴某之女为妻，“天不降衷，当年即世”。 于这年闰五月死去，年仅19岁。戴氏正当青春年华，不会无疾而终，其墓志也没有说明死亡原因，奇怪的是死亡地方不是夫家私第，“而终于长安辅兴坊夫人之私室”。显然是另有原因。李某官至内侍同正员、左神策军副使，所谓“王恩绸缪”，“入侍惟扆，出握兵要”（注：《全唐文补遗》第3辑《左神策军副使……陇西李公夫人戴氏墓志铭》。），权势很大。戴某甘愿嫁女，也可能是因官微势寡，迫于淫威。这种婚姻自然不能使年轻的戴氏满意，力拒不成以死抗争并非不可能。在唐代碑志资料中有关宦官妻女皈依佛门甚至出家的现象较多，大体可分为两类情况。一类嫁于宦官为妻后转而信奉佛教。如大宦官焦希望之妻李氏，“浮图域中，……支提郁起，像法恒存。”（注：《文苑英华》卷931《内侍省内侍焦希望神道碑》。）俨然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 还有的是丈夫死后皈依佛教，如内侍雷某夫人宋氏，号功德山居长，丈夫死后，“顿悟空色，了归禅定”，信奉了佛教（注：《全唐文补遗》第3辑《唐故正议大夫行内侍……雷府君夫人……宋氏墓志铭》。）。但是从她这个名号看，显然早在其夫生前已悉心向佛了。内给事邓某之妻王氏，讳晤空，字解脱，有志于佛，其死后遗命葬于香积寺之南院，“建塔存夙念也”（注：陕西师大图书馆藏拓片：《故内给事南阳邓公夫人……王氏墓志铭》。）。王氏的名与字显然不是其父母确定的，因为任何父母决不会给一个女孩子起一个如此消沉颓废的名字，很可能是王氏出嫁后心灰意冷，转而信奉佛教以求解脱，遂给自己起了这样的名与字。另一类是直接出家为尼。内侍彭献忠的夫人冯氏，在其夫死后，“仍明心而习静，落发坏服，从哀节空。”从这些话看，似乎冯氏因彭献忠亡故而哀痛，遂悉心向佛，这显然是虚美掩饰之辞。因为后来冯氏又要求出家受戒，经宪宗皇帝特敕批准，赠法名正智，使居于义阳寺（注：《文苑英华》卷932《内侍彭献忠碑》。）。彭献忠是高级宦官， 曾任左神策中尉，生前权势颇重，冯氏如要守节，在家悉心奉佛亦无不可，何必一定要受戒出家。可见是冯氏不满这种婚姻，在其夫生前无法摆脱这种家庭，故于其死后借故坚决出家，以脱离这个使她厌恶的家庭。在唐代宦官家族之间常互通婚姻，故一些宦官养女常以出家为尼以抗拒这种婚姻。宦官仇文义共有六位养女，其中五位均嫁给其他宦官，其第二女看到这种情况，遂“剃心为缁”，以求清净度日（注：《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4册《仇公夫人王氏墓志铭》。）。 右神策军副使闾知诚有二女，其长女“夙愿出家，法号雅诠”（注：《全唐文补遗》第2辑《唐故朝仪大夫……武府君墓志铭》。）。在专制时代妇女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在追求幸福生活无望的情况下，被迫悉心向佛或出家为尼，亦不失为是对这残酷无情社会的一种抗争。
    唐代宦官娶妻均选年轻女子为对象，如雷某之妻宋氏出嫁时年仅15岁，内给事邓某之妻王氏出嫁时为20岁。刘渶润之妻杨珽死时54岁，据其墓志载，她与刘渶润共同生活了“卅余载”，大约也是20余岁出嫁的（注：《唐代墓志汇编》下册《大唐故弘农县君杨氏墓志铭》。）。凡宦官夫人墓志记其出嫁时，多不写明实际年龄，而多用“年洎初笄”、“笄年”、“及笄”等字句。都是指女子到了可以盘发插笄（簪）的年龄，即刚刚成年。可见都是青春少女，却要陪伴阉人度过漫漫人生，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然而更可悲的是有些女子在其夫死后要青年守节。如宦官乐辅政死后，其夫人成氏年仅26岁，“守志孤孀”（注：《全唐文补遗》第2 辑《□□□□军使……乐公夫人墓志铭》、第3辑《唐故义昌监军使……高公墓志铭》。）。 杨志廉继室夫人南宫氏出嫁仅一年多，其夫就死去了。杨志廉是著名权阉，曾拥戴唐顺宗即位，地位显赫，他续弦自然不会娶半老徐娘，而一定是娶未婚青年女子。高克从在外任监军，回京后不久即死去，与其妻戴氏“别离数载，才获一面，未暇言笑，遽觏丧亡”（注：《全唐文补遗》第2 辑《□□□□军使……乐公夫人墓志铭》、第3辑《唐故义昌监军使……高公墓志铭》。）。唐代宦官在外充使是常有之事，而家室却多在京师长安，故与家人常年分别并不鲜见，也非高克从一人如此。其实，即使常年厮守，又当如何？以上种种状况均可说明宦官婚姻是建立在大批妇女痛苦之上，是以牺牲广大妇女的利益为基础的，因而是一种残酷畸型的婚姻关系。
    尽管宦官婚姻如此残酷无情，由于种种原因，唐代的宦官娶妻并不十分困难。这个时代与宦官建立婚姻关系的，主要有如下几类家庭：第一类是官僚家庭，与其通婚者多为高层宦官。如右神策军中尉孙荣义的前妻，为骠骑大将军、赠开府仪同三司郭全羽之女；军容使、内侍监仇士良之妻胡氏，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赠户部尚书胡承恩之女；左神策军中尉刘弘规之妻李氏，为太子宾客兼侍御史李文皓之女。还有皇帝亲自为宦官娶妻的事例。李辅国权势正盛之时，唐肃宗曾为其娶故吏部侍郎元希声侄元擢之女为妻，并将元擢迁为梁州长史，其弟元挹“时并引入台省”（注：《旧唐书》卷184《李辅国传》。）。元氏家族为北朝旧士族，故肃宗以其家之女嫁与李辅国，以抬高其社会地位，示以恩宠。宦官能娶到大家闺秀必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多数具有一定地位的宦官来说，如果不愿与平民结亲，普通官吏之家的小家碧玉便是其最理想的选择对象。官僚与大宦官联姻，是官僚势力与宦官势力联合的表现。至于普通小官吏与宦官联姻，有迫于宦官权势压力的因素，但也不排除有人想借此飞黄腾达，捞取政治上的好处。如河间人吕玄晤在长安为刀笔吏，其女容貌美丽，被大宦官高力士娶为妻，吕玄晤因此官至少卿，“子弟仕皆王傅。”后吕玄晤妻死，因高力士故，“中外赠赙送葬，自第至墓”，车马相望不绝（注：《新唐书》卷207《高力士传》。）。可谓荣耀一时。
    第二类是宦官家庭，即宦官之间的相互通婚。这类婚姻在唐代宦官中占较大比例。如内常侍、教坊使王日盈之女嫁给宫教博士梁某为妻；内给事仇文义共有六女，“长女适内仆丞李氏，……三女适内府令陈氏，四女适供奉官内常侍王氏，五女适宫闱丞崔氏，六女适内仆丞严氏。”除一人外，其余全都嫁给了宦官。宦官朱某有二女，长适濮阳吴氏，次适彭城刘氏。另据《吴全缋墓志铭》载：“公即濮州濮阳郡之望也。”朱某长女很可能就是嫁给这个家族。吴全缋曾祖、祖父、父亲、兄弟、子弟皆为宦官，只是不知她嫁给了其中的哪一位。吴全缋夫人是李氏、刘氏， 但他是在宣宗时入宫的， 而朱某夫人赵氏死于文宗大和八年（834年），其女在赵氏生前已出嫁， 故很可能嫁给了吴全缋的父辈中的某一位。还有一种情况即宦官后裔又与其他宦官家族通婚。如宫教博士魏公乃之妻韦氏，其曾祖韦守宗任左监门卫将军、弓箭库使，为高级宦官，其祖父为扬州录事参军，父亲为左金吾卫长史，均不是宦官。韦氏不仅嫁给宦官为妻，其养子魏孝本也是宦官，任内府局令同正员。魏孝本的祖父任如京使判官，曾祖为弓箭库过益，故魏氏家族是一个宦官世家（注：见《全唐文补遗》第3辑《唐故殿前高班……魏府君墓志铭》。）。宦官之间互为婚姻主要是门当户对，择偶方便，此外也有通过联姻以建立更为密切的政治联盟，以便亲党胶固，沆瀣一气的因素。这一点在上层宦官家族的互通婚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后面还要详细论述，这里就暂勿多言。
    第三类是与平民家庭通婚，这类婚姻多发生在中下层宦官家庭中。如王怡政夫人刘氏，其墓志云：“夫人三代高道不仕。”说明其家是世代平民；杨居实之妻左氏，“父高尚不仕”，也是平民家庭出身；宦官雷某之妻宋氏，“曾祖琛，祖通，考神庆，并有才无位，积行累德。”（注：参见《全唐文补遗》第3辑、《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2册。）可见亦是平民之家。宦官与平民结亲，实在是不得已之举。虽说唐代宦官势力很大，专权擅政，这仅是对一小部分地位显赫的上层宦官而言，并非所有宦官均有此权势。对大部分宦官来说，不要说与官僚之家，就是与普通官吏联姻也是很困难的，因此只好退而与平民通婚。平民百姓与宦官通婚，不能排除宦官以势强娶的情况发生，更多的恐怕还是由于其生活贫困而被迫嫁女。在中国古代社会，贫苦人口必定占多数，这就为宦官普遍地娶妻养子提供了可能的社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