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国建立后，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民族及区域特色非常鲜明的手工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有的产品堪与中原宋朝相媲美，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本文利用新公布的西夏文献与考古发掘资料，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对这个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金属冶炼与锻打铸造业
    金属冶炼与锻打铸造是西夏非常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它的发展，尤其是兵器与农器制造的发展，直接影响着党项民族与西夏政权的发展壮大。
    1.金银冶炼与金银制品的锻铸
    西夏文字典《文海》有关“矿藏”释：“此者矿藏也，宝物种种出处也。”“金”释：“此者金子也，黄金也，石中出，与铁同类。”“银”释：“此者银也，矿物中出也。”说明党项人已知道金、银、矿冶。西夏文法典《天盛律令》在规定苦役犯的发配时，也有金、银、冶炼方面的记述。
    西夏文百科全书《圣立义海》载：“西边宝山，淘水有金，熔石炼银、铜。”如果说《文海》有关矿冶的解释，反映了党项人在金、银冶炼方面的认识的话，那么《天盛律令》与《圣立义海》有关采金、炼铜的记载，则明确反映了党项人的冶金实践。当然，西夏境内矿藏资源稀少，金、银的采冶量有限，相当一部分靠进口来解决。“庆历议和”后从宋朝获得的25.5万两岁赐中，白银及其制品就占了7.2万两。
    《天盛律令》卷十七《物离库门》关于库藏物品的损耗规定中，保存了非常珍贵的金银锻铸方面的资料：
    金耗减法：
    生金熔铸：生金末一两耗减一字。生金有碎石圆珠一两耗减二字。
    熟再熔一番为熟板金时：上等一两耗减二字。次等一两耗减三字。
    熟打为器：百两中耗减二钱。
    银耗减法：上等次等者，一律百两中耗减五钱，中等下等所至，一律百两中可耗减一两。
    可见，黄金的熔铸有生熟两种，熟再熔一番的“熟板金”当为金条，可能充当着一般等价物，具有流通及储藏方面的职能。
    《天盛律令》未具体规定“熟打为器”的品种，从出土实物看，有金莲花盘、金碗、金佛象、金桃形饰片、金指剔、马鞍金饰、金扣边及花瓣形金饰等[1]。
    出土的银器有银钵、银碗、银盒、鎏金银饰、圆形带钉银饰等。值得一提的是1976年在宁夏灵武出土的银碗与银钵。银碗有三件，其中一件残，另外两件皆完好。平底、侈口、直壁、薄胎，口径11cm～11.2cm，底径4.5cm～4.6cm，高5.2cm～5.7cm。两碗内有西夏文墨书二两八、三两字样，以标明器物自身的重量。银钵有两件，平底、直口、浅腹，口径10cm～10.5cm，底径5cm～5.3cm，高3.6cm。一钵底墨书西夏文三两半，实测为137.5克[2]。这几件银器，不仅是研究西夏金属工艺的重要实物资料，而且还是探讨西夏衡制的重要依据。
    2.冶铜与铜器打铸
    冶铜是西夏手工业中重要的生产部门，《文海》“鍮”释：“融铜撒药为鍮也。”鍮为黄铜（俗称红铜或紫铜）与锌的化合物，故这里的撒药当指加入锌。懂得在冶炼过程中加入锌，反映出党项人炼铜技术已相当先进。
    铜器的制造分打、铸两种，《天盛律令》卷十七《物离库门》明确规定，铜鍮“为种种打事则一两耗减三钱，为种种铸事，则一两中可耗减二钱”。目前出土的铜器计有铜牌、铜印、铜钱、铜镜、铜刀、铜牛、铜铃、铜甲片、铜门钉泡等等。其中铜牌又分信牌、守御牌、宿卫牌、装饰牌四种。铜印有2字印、4字印、6字印三种。铜钱虽出土不多，但除开国皇帝元昊与末帝外，其他各代均有铸币。
    西夏冶铜业的发展，不仅表现了炼铜技术的先进与铜制品种类的繁多，而且表现了铸造工艺的高超。1977年在银川市西郊西夏陵区101号墓甬道东侧出土的鎏金铜牛，长1.20m，宽0.38m，高0.45m，重188kg。模制浇铸成形，内空心，外表通体鎏金，造形生动，线条流畅，比例匀称，形象逼真，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3.铁冶及铁器加工制造
    出于兵器制造的缘故，西夏统治者非常重视冶铁生产。《文海》“铁”释：“此者矿也，使石熔为铁也。”《天盛律令》卷二十《罪则不同门》规定将罪犯配往官方“熔铁”处服苦役。《圣立义海》在“山之名义”中记载，巴陵峰“黑山郁郁溪谷长，生诸种树，熔石炼铁，民庶制器”。“兽选宝山，诸树稍长，尽皆伐。熔石炼铁，民亦制器。”汉文史籍也有这方面明确的记述：“横山亘袤，千里沃壤，人物劲悍善战，多马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3]
    这是铁矿的开采与冶炼，至于铁器熔铸、锻打肯定不限于产矿的山上。如1032年，宋仁宗命工部郎中杨告为旌节官告使，前往夏国册元昊为定难节度使、西平王。杨告在会见元昊时，“闻屋后有数百人锻声”[4]，如果这不是元昊虚张声势的话，那么在兴州王宫附近就设有数百人的锻铁作坊。还有安西榆林窟西夏壁画《锻铁图》的发现，说明河西地区也是西夏一个重要的冶铁基地。
    《天盛律令》卷十七《物离库门》规定，打制头、斧头，钉7寸、5寸、4寸，铁凿、斩刀、屠刀等粗铁器，“一斤耗减八两”。打制钉3寸、2寸，城叉、锯、推耙、镫、铡刀、锹头等细铁器，“一斤耗减十两”。打制刀剑、剪刀、枪下刃、黑铁等水磨铁器“一斤耗减十一两”。
    无论是粗铁器还是细铁器，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类：一类是刀剑、枪下刃等兵器；一类是头、斧头、铁凿等生产工具；还有一类是钉7寸、5寸、3寸等生产资料。这些各式各样的兵器与生产、生活用具，在出土文物中可以找到实际例证。如70年代在西夏陵区八号陵出土的文物中，就有铁剑、铁矛以及带环铁钉。其中普通铁钉“长短不一，最长者15厘米，钉脚四边形，钉帽为偏头平顶，有的尖端呈直角的弯曲”，正好印证了《天盛律令》关于铁钉有7寸、5寸、3寸的记载。还有安西榆林窟西夏壁画《生产工具图》，也形象地再现了锹、、犁、耙等农具，以及斧、锯、钵、剪、尺、规等手工工具，其形制与近代十分相似，“惟剪为宋代流行的摺剪，非近代通常的铁剪”[5]。
    西夏冶铁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为竖式双扇风箱的使用，安西榆林窟西夏壁画《锻铁图》，描绘三个铁匠正在锻铁，一人手握火钳夹一铁件置砧上，右手举锤，另一人双手抡锤准备锻打。还有一人为坐式，推拉竖式双扇风箱，风箱之后的锻炉正冒着火焰。这种竖式双扇风箱能够“推拉互用，将风连续吹入锻炉，使炉膛始终保持所需高温”。这种方法比用韦囊鼓风更进了一步，是后世制作抽拉风箱的过渡阶段。
    另一为掌握了冷锻硬化工艺。1041年，宋朝陕西安抚判官田况在上书言边事时指出：夏人“甲胄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人”，其法与青唐吐蕃锻铁基本一致。
    正因为掌握了持续高温与冷锻硬化工艺，所以西夏的兵器非常犀利，“夏人剑”被太平老人《袖中锦》誉为“天下第一”，晁补之曾作歌称赞[6]，夏人甲“坚滑光莹，非劲弩可人”。宋边帅沈括曾记载：“镇戎军有一铁甲，匮藏之，相传以为宝器。韩魏公帅泾原，曾取试之，去之五十步，强弩射之不能入。尝有一矢贯扎，乃是中其钻孔，为钻孔所刮，铁皆反卷，其坚如此。”据说该甲由青唐吐蕃冷锻而成，掌握了冷锻技术的党项人所锻之甲，亦当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