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发表了《公平竞争与社会主义--“桑巴特问题”与“美国例外论”引发的讨论》一文，专门讨论“美国例外论”问题。该文一经发表，引发了较多的关注，尤其是得到网络媒体的频频转载。此后，秦晖教授又先后发表了《不患寡而患不公--关于“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讨论》与《寓平等于自由之中--评李普塞特新著〈美国例外论〉》两篇文章，继续展开他的论述。在这些文章中，作者对西方学界有关“美国例外论”的研究进行了简要回顾与评述。作者谈到了就该问题存在的一些争议，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批评那些强调统治者的镇压是问题根源所在的看法、指出“烤牛肉与苹果馅饼”这种物质替代说的缺陷以及否定文化决定论等等。在作者看来，正是美国那种“相对的起点平等、规则公平的自由竞争气氛”，才是社会主义者看好美国和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碰壁两种现象产生的基本原因。（30）但是作者的这一结论并非基于对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外环境的历史考察之上，而是对桑巴特、哈斯班兹、哈林顿、李普塞特等人观点进行归纳总结的结果。这样，他就忽视了一些相反的观点，比如如何解释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在1912年之前迅速崛起的事实。而且从文章论证的重点来看，作者的目的不在于探寻这一特殊现象的根源，也不在于解释现实与理论的冲突问题，而在于提出他所主张的“在起点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公平的竞争规则”。无论如何，这些文章引起了国内学者对“美国例外论”的关注，使一个尘封已久的论题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此后相关讨论逐渐多了起来。
    第二阶段是分学科讨论阶段。参与讨论的学者来自美国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工运史等政治学和历史学的分支领域，他们的讨论基本上都是由各自学科范围内重要问题的研究延伸而来。这些研究成果各有侧重，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
    199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李道揆先生的《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一书，其中政党一章的第四小节讨论了美国为何未出现强大的工人阶级政党问题。作者从美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统治阶级的政策、工人阶级政党的状况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在作者看来，美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之所以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原因主要有：美国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不足，工人经过斗争往往能获得境遇的改善；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通过资本输出和外贸从海外取得了巨大的超额利润，从而可以收买工人阶级的上层，把工人运动纳入改良主义轨道；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为广大美国人所接受；二战以后工人阶级的构成发生变化，白领阶层和中产阶级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这些人的思想更倾向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关于统治阶级的政策，他认为镇压和改良双管齐下的政策削弱了社会主义政党。他还分析了工人阶级政党自身的问题，比如受到来自拉萨尔分子、第二国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种种不良影响以及“左”倾宗派主义的干扰。现在看来，作者的分析总体上沿用了国外研究中的传统视角，但是他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扩张和统治阶级的政策的讨论，突破了自由主义学者的讨论范围。
    2000年，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先生发表了《论美国强盛之道》一文，其中也论及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始终不成气候的原因。作者除了肯定欧美学者的观点之外，还提出了“时间差”和“反面榜样”的补充解释。所谓“时间差”是指，美国的发展落后于欧洲，欧洲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兴起的，而当时的美国还有很大的缓和矛盾的空间；等到美国的矛盾尖锐时，各种改良措施相继出台，将矛盾缓和到可控的程度。所谓“反面榜样”是指，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比如大清洗和镇压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后来，资中筠先生在2007年出版的专著《20世纪的美国》中又补充了一条，即实用主义传统与渐进改良的实践消解了社会主义主张。她认为，“美国的政治是高度实用主义的”，两大党虽然在选举中互相攻讦，执政后却实行大同小异的政策，而且为了选票往往会吸收社会主义政党提出的政策主张，当政者和权势集团总是在矛盾激化之前棋先一着，及时采取改良和缓和矛盾的措施。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者“对于不同的主张，甚至是分寸上的不同都难以妥协”，结果是不断分裂，“把精力消耗在派别斗争之中”（31）。
    南京师范大学钱满素教授于2006年出版的《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一书中也有相关论述。作者认为，美国拒绝社会主义的原因很多，大致不外乎以下八点：阶级的流动性；对种族、族裔的认同对阶级阵线的干扰；中产阶级占多数；自由主义思想的深入人心，使美国对社会主义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态度；美国的独立宣言承认革命的权利，美国宪法保障言论和结社自由；美国的制度提供了一定的纠正空间；美国历史上进行过社会主义社区的试验，如傅立叶式的法郎吉等，而在小范围内试验失败的理论很难对大众再有说服力；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自然资源，再加上成功的经济，使工人阶级有可能分享利益。（32）同年，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周琪研究员主编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出版。该书的第七章第一节重点讨论了“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问题，作者回顾了欧洲社会主义者、美国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中国学者的不同解释。在结尾处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为什么美国历史上对制度的批判是通过进步主义运动，而不是像欧洲那样是通过社会主义运动来进行的”（33）。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一批涉及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博士论文相继问世，其中一部分已经出版成书。青岛大学的丁金光于2003年出版了《白劳德评传》，该书一反过去对白劳德大加批判的传统，给予了白劳德比较全面、客观的评价。书中也涉及“美国例外论”问题，作者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尚不成熟。因此，共产党人只能采取渐进的、改良的政策，开展合法的斗争，促使政府采取有利于人民的政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断增长社会主义因素”（34）。2005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刘疆完成了博士论文《为何星火难以燎原：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1919-1947年）》。该文通过对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力图揭示共产主义在美国难以发展的更深层根源。华中师范大学丁淑杰的《美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出版于2006年，作者在对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进行分析之后认为，这里既有外因的作用，又有内因的作用，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他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衰微的原因归结为，美国共产党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美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2009年，中央编译局许宝友研究员的博士论文也包含许多相关的内容。《迈克尔·哈林顿的生平及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不仅涉及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而且还介绍了哈林顿对“美国例外论”的思考。哈林顿认为，美国存在无形的群众运动，即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但由于历史原因，这种传统从来没有以自己的名字出现过。简言之，“美国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许宝友指出，以“美国例外论”来否定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是走极端，同样，以所谓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来否定美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也不是科学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