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由于英属殖民地多地长期存在的反抗活动，促发了英国政府政策的转变。时任首相的麦克米伦任命艾因·麦克劳德（Iain Macleod）担任殖民部长，以解决紧急状态持续太久的问题。麦克米伦承认中非联邦和肯尼亚是“我们（英国）真正的小规模阿尔及利亚。”[19]他的政策也如法国一样，即使认识到了困难和危险，也希望继续待下去。他所想的仅仅是如何以尽可能少的代价待下来。而且在他看来，白人移民是英国和非洲各种联系的天然纽带。他要麦克劳德搜寻的政策是避免英国陷入不可能获胜的漫长高消耗的流血冲突中，同时尽可能地捍卫“连襟兄弟”在殖民地的权利。[20]麦克劳德还需要面对韦伦斯基的联邦政府花巨资在伦敦组织了游说集团。[21]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英国蒙克顿委员会（Monckton Commission） 于1960年来到中非联邦调查情况。蒙克顿委员会报告仅仅提到需要重塑联邦，加重各地区权威，仍旧主张维持联邦的存在，各地名义上有权退出联邦，但要获得英国政府准许。虽然使团的报告对非洲人的要求大大让步，但离非洲人的要求还很远。卡翁达在《黑人政府》中解释为何他拒绝给使团提供证据：
    “使团要求参考证据的目的远离非洲人参与提供证据的立场，因为依照使团看来，我们应该接受联邦的理念，即参考证据关注于如何改进联邦……我们提出的要求是打破联邦，为北罗得西亚提供新宪法。
    1960年转眼间就在蹉跎中度过。我们拼死坚持北罗得西亚的保护国地位（Protected Status）。从联邦宪制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在这一年中要求建立以一人一票为基础的自治政府。”[22]
    三
    面对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两大矿业集团开始寻求同非洲民族主义者建立联系。到了1959年8月，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任命了一名非洲人董事，准备和新兴的民族主义者而非传统酋长结成联盟。普兰强调仅仅经济开发不能保证中非联邦的未来，重要地是提升非洲人多数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相反，中非联邦首席部长韦伦斯基则称非洲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有赖于持续的经济开发，还需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才有可能提升。[23]在1960年4月15日，霍克希尔德借助美国非洲协会（the African American Institute）的渠道同班达和卡翁达会面。当班达攻击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向执行种族主义政策的北罗得西亚政府提供赠款和贷款时，霍克希尔德向班达解释道：公司提供款项的原意是用来帮助非洲人的。当班达又批评“有色禁令”时，霍克希尔德再次辩称从1955年以来公司一直在寻求打破有色人种禁令。当班达批评铜矿公司帮助创立了中非联邦，并且通过援助联邦政府在英国的游说活动而支持联邦时，霍克希尔德表态自己不了解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卷入的游说活动，自己也不会赞成该公司的行为，强调铜矿公司对非洲人怀有善意，已经为发展非洲人教育提供了贷款。在会谈临近结束时，班达警告霍克希尔德：“韦伦斯基试图使像你这样的欧洲裔有产者感觉只有在白人政府统治之下，才能获得财产安全。他试图用我们来威胁你，说非洲人政府将剥夺你的财产。你不要相信他，这不是真实的情况。”霍克希尔德在同卡翁达交谈后，认为虽然他比班达在矿业特权方面的态度更强硬，但要比想象的温和。霍克希尔德竭力塑造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亲非形象的努力，说明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的态度不仅是普兰个人观点的产物，而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结果。韦伦斯基后来怒火中烧地评价了矿业公司为确保自己特权而采取的新动向：“当我看到我们的朋友K.卡翁达被描述为温和的，就日益增加了保持平静局势的困难。”在1961年5月，美国金属公司而非美国国务院安排了卡翁达同肯尼迪总统的会面，以及卡翁达同世界银行负责人的会面，转化了世界银行对将要成立的北罗得西亚非洲人多数政府的融资态度。[24]由于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母公司在国务院所享有的官方渠道，就不难理解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实行的策略同帝国或殖民地政府的政策之间的差异，说明它为何能够比英属南非公司更早地趋近非洲民族主义者。
    两公司面对的相同政治压力并未使两公司采取相同的行动。由于各自的资本来源、开展其它业务的地域不同、所享特权、管理结构的不同，两大公司集团所采取的具体步骤和方式有所不同。相比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而言，英属南非公司所享有的经济特权最多且经营重心在南非，需要考虑松动“有色禁令”对南非劳资关系的影响，持较为保守的态度，直到1962年都向联邦团结党基金提供资助。[25]韦伦斯基也感恩地允诺：“我将尽我最大努力友善地和英属南非公司一起工作，因为他们的利益现在是我们的利益。”[26]在1963年，他推荐奥本海默为爵士，其理由如下：“据我所知，还没有任何非罗得西亚人对本地区所有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做出过更大贡献。”[27]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的美国背景使公司可以有更大的余地采取实用主义态度，适应快速变化的政治环境。有感于比属刚果独立时对矿业生产的影响，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支持建立非洲人自治政府。普兰在同麦克米伦的谈话中表示支持扩大非洲人多数的政治地位。如卡勒（Kahler）所认为的那样：“（有些分公司）作为国际大公司的分支机构，其在某个特定殖民地所拥有的仅仅是（重要性）相对较低的局部利益，这就使其同（业务局限于）地方的公司（对非洲人的要求）有不同的回应方式。”[28]
    需要指出地是，矿业公司立场的区别仅仅有相对意义。面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外国公司的共同压力，非洲各矿业公司走得很近。特别是1961年，加纳政府提出对英国公司拥有的金矿实行国有化政策后，在非洲的矿业公司普遍担心新独立国家会收回采矿权。北罗得西亚的众多矿业公司同样也担心新政府会对矿业公司实行国有化政策。当解散中非联邦变得不可避免，英属南非公司集团也被迫同非洲民族主义者联络，但该集团仍打着改进联邦的念头。在1962年12月晚了普兰三年之后，奥本海默同卡翁达第一次会晤并认为卡翁达给自己“留下了良好印象”。这标志着英属南非公司的策略更趋向于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的方向。奥本海默向韦伦斯基解释同卡翁达会面的原因：“从商业观点来看，我们必须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使我们自己适应可能到来的任何政治变化。”他承认：“在罗得西亚适应变化很困难，然而这是一个总是使我们自己感觉、仍旧感觉我们自己属于这个国家的地方--在这里就像我们在南非所能作的一样多……联邦的理念仍旧存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正确性，种族伙伴关系的理念对我们似乎是合适和正确的。这些事情不应该为黑人或白人民族主义牺牲。”[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