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特殊道路”（German Sondernweg）、“德意志是不同的”（Germany Was Different）、“德意志问题”（the German Problem），关注德意志历史特别是政治史的学者对这些论断一定不陌生。假如这些论断确能成立，那么中古时期德意志的历史进程相当程度上似乎就是问题之“源”。中古德意志的政治道路，若从王权的历程来看，明显不同于英格兰和法兰西。当英、法王权日益强大，行政制度不断完备，统一的民族国家渐趋形成之时，德意志却走进所谓诸侯时代。英、法在中古后期经历的政治进程，在德意志只是发生在各诸侯领地内，这一过程导致的不是整个德意志国家的统一，而是诸侯领地国家的林立。换言之，中古后期在国家制度方面能够与英、法王国并举的，不是德意志王国或神圣罗马帝国，而是德意志一批诸侯领地国家。
    德意志为什么没有像英、法一样走向统一的民族国家？这几乎是德意志中古政治史研究的“永恒”问题。在德国，这个问题的提出与西欧中古史研究的职业化几乎同步。兰克的三大门生魏茨（G. Waitz）、吉泽布雷希特（W. von Giesebrecht）和西贝尔（H. von Sybel），都曾关注这个问题。吉泽布雷希特多卷本《德意志皇帝时代的历史》，一出版就大受知识界欢迎，成为学术畅销书。这部巨著之畅销，源于19世纪德国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他们从这部史著之中看到了历史对于现实的意义：12世纪以前，德意志国家强大，统治者大有作为，甚至称霸欧洲，统一的前景似乎已经不远。12世纪以后，德意志作为一个政治体却从欧洲的舞台上逐渐消失。对于19世纪德国知识分子来说，中古德意志不只是唤起思古之幽情的时代，更是需要论证和解说的时代：德意志的“优势”在12世纪以后何以不再？有哪些教训可供当代政治汲取？著名的“西贝尔-菲克尔争论”就发生在这一背景之下：西贝尔和菲克尔（J. von Ficker）就中古德意志帝国政治的得失和意义进行了激烈论战。西贝尔强烈指责帝国政治，他认为，自奥托一世开始的帝国政治把德意志与意大利、罗马教廷纠缠在一起，德皇总是把力量用于控制意大利，却造成德意志地方势力的崛起，可见帝国政治严重损害了德意志民族，阻碍着民族国家的成长。菲克尔是帝国政治的辩护者，他认为奥托一世称帝之举值得肯定，正是帝国成为凝聚德意志王国和民族的重要因素。①19世纪德国的历史学与现实的联系极其紧密，当代政治往往成为提出历史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论者对中古时期帝国政治无论是辩护还是批评，其实都以一些“时代错置”的预设为基本前提。②西贝尔和菲克尔的观点显然分别代表了普鲁士和奥地利的立场。
    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德意志政治道路问题一直是中古德意志政治史研究的焦点。即使是这一领域的新视野、新方法，往往也始于对这一问题的再思考。关于20世纪以来德意志中古政治史研究，国外学者已作过一些总结。③就笔者所见，我国学术界对这一学术史尚无系统的总结。本文在国外学者相关学术总结的基础上，以若干基本问题为重点，对20世纪以来德意志中古政治史研究进行较为详细的考察，以展示这一领域在一个多世纪里的变化以及面临的问题。
    一、国家是什么--关于中古早期德意志国家性质的认识
    贝洛的国家观
    20世纪初期，德国一些学者就能否用“state”一词指称德意志中古时代的王权和政治结构，也就是说中古德意志是否真正存在“state”意义上的国家，进行过激烈争论。一些学者认为当时的政治体并非公法意义上的“国家”（state），而是私法范围内的混杂体。但贝洛（G. von Below）、科伊特根（F. Keutgen）、瓦斯（A. Waas）、迈斯特（A. Meister）等多数学者肯定了中古德意志国家为公法意义上真正的国家。贝洛的阐述代表了当时的主流看法。他认为，“state”意义上的国家意味着一套公权，每个时代都有公权，所以每个时代都存在“state”意义上的国家。当然不同时代的国家有各自的特点，但是国家的性质始终不变。作为“state”意义上的国家，中古时期的王国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公权，但也确有其特点，这就是封建主义对国家制度的侵蚀。在他看来，西欧封建主义的核心是私人关系侵蚀国家-臣民关系，“私人关系对于国家制度的侵蚀是中古时期的鲜明特点，国家制度的范围变得狭窄”。④同时他又指出，私人关系、私权没有也不可能取代国家-臣民关系和国家制度。他强调不能把王权归结为私法关系，王权与国家是相互覆盖的，王权是国家制度的体现，国王是公共权威。“王权与国家肯定是联系在一起的，国王的所有关系都是国家关系”。⑤
    贝洛认为，“西贝尔-菲克尔争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如何认识中古德意志国家的历程。其中的主要问题是：怎样解释德意志地方势力逐渐超出甚至支配中央权力？这一结果是统治王朝错误政策的产物还是源于外部因素？德意志地方精神是怎样形成的？地方自主性是古已有之还是历史变迁的结果？这种地方性究竟应当肯定还是否定？这种地方性对于德意志文化发展是否必要？贝洛认为，解答这些问题需要联系德意志中古时代的帝国政治。⑥针对西贝尔对帝国政治的激烈抨击，贝洛指出，德意志地方势力并非帝国政治所制造，地方势力在奥托称帝之前即已存在，奥托称帝也并非是个人意志的产物。他反对用鲜明的价值色彩描绘中古时期的政治形势和斗争，不赞成将教皇、意大利城市和德意志诸侯的态度与行为视作对德意志王权或国家的“背信弃义”。不难看出，贝洛看待德意志国家发展的“民族立场”，已不像西贝尔那般“鲜明”。不过大体来说，贝洛赞同西贝尔的基本观点：帝国政治对于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确是灾难，它虽然不是地方势力的“制造者”，却为这些势力的成长提供了空间，从而巩固并壮大了地方主义，削弱了中央权力，阻碍了德意志国家的发展。⑦贝洛指责贵族握有独立司法权，在他看来贵族手中的司法权其实是对王权或国家权利的篡夺，因为它最初来自国王的委托或授权。他认为，正是德意志诸侯势力的坐大和诸侯领地的兴起，造成国家的分裂和中央政府的衰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