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发现，迈尔和罗伊特都立足于中古德意志自身的特点考察王权的历程，都强调德意志是一个“异质的”单位。不同之处在于，罗伊特更多的是从欧洲一些共同的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德意志王权的特点，而迈尔总是把王权的历程与民族性或日耳曼传统联系在一起。雷诺兹关于德意志王权历程的解释也值得关注。她明确拒绝德意志王权“特殊性”的说法，也反对“个人联合基础上的国家”这一概念。她认为，视中古德意志截然不同于英、法的认识，源于19世纪传统史学。这种解释只是根据结果说明历史过程，带有强烈的目的论色彩。她指出，中古时代的观念和政治实践证明，王国是共同体，国家具有一体性，在这一点上，德意志与英、法并无本质不同。（54）她认为，东法兰克王国并没有随着加洛林王朝绝嗣而分崩离析。从东法兰克到德意志，统治王朝更替，统治一度软弱无力，但作为一种共同体的王国仍然存在。她特别强调，政治实践的结果取决于各种具体条件，史学家不应当只根据结果说明历史过程，不应当只根据诸侯领地国家林立这一事实就断言德意志王权的衰退和国家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三、仪式·政治·国家--关于政治文化与早期帝国的探讨
    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近年来德意志中古政治史研究的热点，其早期的开拓者是施拉姆（P. E. Schramm）和坎特罗维奇（E. Kantorowicz）。（55）他们不直接讨论中古德意志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而是考察统治权的概念和意识形态。他们或从文字作品中，或从绘画、建筑、权标等遗存中获取有关统治权的概念和意识形态，由此开启了中古德意志政治文化的研究。施拉姆认为中古王国包含很多“原始”成分，所以应当放弃关于国家的现代定义。只有如此，才可以在比“state”一词广阔得多的范围内研究中古时期的政治现象。施拉姆把图像、符号和象征物作为史料和证据，研究其中显示的统治权观念。有学者称他的研究为中古国家的“象征学”。（56）
    莱泽（K. Leyser）、阿尔特霍夫（G. Althoff）和罗伊特，是近几十年来研究德意志中古早期政治文化的代表性学者。他们引入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提出一系列新课题。这些课题关注的中心不再是传统宪政史学注重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也不再是新宪政史学重视的“领主权”，而是含义更加广泛的“权力”；不再是成文的法律制度和规范，而是法律实践和不成文的准则或习惯；不再是政治结构，而是权力的表现、象征、仪式和实现。由此，政治史不再是权力制度的历史，而是权力文化的历史。（57）论者十分关注国王和贵族的行为方式及其蕴含的有关权力、地位和荣誉的观念，注重揭示各种仪式显示的规则和意义。当然，这一研究方向的逻辑前提是他们对中古早期德意志国家性质的认识。在他们看来，早期国家与其说是一套政治和法律制度，不如说是由血缘、姻亲、朋友或伙伴关系和封臣关系组成的网络。即使用“state”一词指称这个网络，也需认识到这是建立在个人联合基础上的国家形态。他们着重指出，主要不是法律和制度而是不成文的准则和习惯，主导着中古早期德意志的政治生活。国王和权贵的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正是建立在不成文的准则和习惯之上。他们重视研究各种仪式，指出这些仪式中的人的言谈举止其实是一种“符号交流”，（58）体现的是政治游戏中的不成文准则和习惯。他们认为，所有重要人物之间的和谐与冲突，都取决于各自的荣誉、尊严和地位是否能够得到维护。莱泽通过研究萨克森社会和萨克森贵族后指出，1073年萨克森贵族之所以举兵反抗德皇亨利四世，不是因为他们打算推翻国王，而是因为在这些贵族看来新王朝改变了以往对萨克森的巡游治理方式，从而冒犯了他们的荣誉、尊严和地位。（59）罗伊特详细考察了1152年康布雷主教和佛兰德伯爵之间的一次冲突后认为，权贵最为关注的是荣誉、尊严和地位，当时“面子”问题不是私人问题，而是公共问题，因为冲突中每一方的背后都是一个群体。冲突不是按照法律或制度，而是根据传统的、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不成文的准则和习惯解决的。甚至国王在整个事件中也是被动的，他只有等待结果的出现。（60）
    在考察仪式在中古早期德意志政治生活的地位和作用方面，阿尔特霍夫的成就最引人瞩目。对于研究中古早期各种仪式的意义，他的看法是，“仪式蕴含权力”，因为它要求参加仪式的人的言谈举止合乎准则和习惯。中古时期政治生活中“公共交流与仪式化的交往方式是彼此相联的”。（61）中古初期文字的使用极其有限，行为规范主要由不成文的准则和习惯确立。所以史学家应当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破译人的外在行为蕴含的“密码”，揭示时人行为所遵循的不成文准则和习惯，进而准确把握中古早期德意志国家和社会。他认为奥托王朝时期统治权分散在国王和贵族当中，所有重要人物都基于自身的荣誉、尊严和地位立足于政治舞台，他们的外在行为必然围绕着荣誉、尊严和地位展开。贵族间的朋友或伙伴关系对于维系贵族政治至关重要，正是这种关系把各个大家族联系在一起。关系的缔结始于公开的仪式，仪式同时也就把不成文的社会准则和习惯置于这些人身上，并通过人的行为和姿势表现出来。仪式与政治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性。（62）基于这一认识，阿尔特霍夫最重视的不是成文法则、法令等资料，而是史书、传记甚至文学等资料，他认为凭借这些资料可以说明在时人的观念里何种行为是适当的，是符合不成文准则和习惯的。阿尔特霍夫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成果很多，代表作是《中古政治游戏规则：和平与冲突中的交流》。（63）他指出，中古时代对暴力的限制很少，国家还没有垄断暴力。正因为如此，当时存在“消释冲突，恢复和平”的一套准则，（64）这种准则的程序及其显示的行为模式不能按“国家”的传统定义来认识。阿尔特霍夫在书中的“冲突管理”部分探讨了这些准则的特点和意义。他强调必须关注中古时代公共交流的特点，仪式中的所有行为都属于公共交流。正如中古时代存在着用于冲突管理的准则一样，也存在着用于公共交流的规范、准则和习惯，整个社会秩序借此得以维系。（65）
    显然，阿尔特霍夫试图在探求和解释不成文准则和习惯中重新建构中古早期德意志政治史，把国家置于统治集团（国王和贵族）对于这些准则和习惯的认同基础之上，置于统治集团对于仪式蕴含的政治意义的理解之上。针对阿尔特霍夫过于强调不成文准则和习惯的意义，论者已经指出，即使当时文字的作用确实有限，文字对于确立行为规范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巴克（P. Buc）是阿尔特霍夫的主要批评者。（66）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古政治仪式本身是成问题的，因为政治仪式的内涵是模糊的。（67）他还提醒人们必须注意文本的复杂性，具有明显道德和政治目的的中古时代的文体，并非都可以作为人类学研究的对象进行精确分析。
    早期帝国
    在传统政治史的叙事中，11世纪后期至13世纪中叶的历史占据中心位置。对于此前的早期帝国，（68）论者的一个普遍假设是，德意志直接继承了加洛林王朝的行政和法律制度，这些制度虽然不是现代制度却孕育着现代制度，所以早期帝国的历史是朝着现代国家迈进的历史。然而这一假设其实主要是出自猜测和推论，而不是具体论证。对于早期帝国，传统政治史关注的中心是“制度”，而且提出的解释往往是单一因果论，所以统一而又僵化的模式取代了各个地方的历史差异性。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早期帝国研究领域的重要进展是对贵族的探讨。人物志显示了贵族集团之间的血缘或姻亲关系、朋友或伙伴关系在早期帝国治理中的重要性。近几十年来对于早期帝国的研究不再关注抽象的制度或法律，而是深入具体地考察“实际政治”，分析政府的日常运转。他们在政治文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揭示了早期帝国特别是奥托王朝的统治方式和贵族在早期帝国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