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泽撰有题为《论奥托政府》的长文。（69）他认为奥托时代的政治舞台是一批大家族活动的舞台，这些家族的成员彼此联系密切并且为荣誉和地位展开争夺。帝国正是统治家族的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编织的网络，所以家族关系是奥托王朝的统治基础。“制度”即使曾经存在，也消失在“个人联系之中”。莱泽指出，10世纪的史料对于贵族的行政能力并不关注，奥托王权的行政色彩很淡。在加洛林王朝的废墟上而且是在加洛林帝国最不发达地区发展起来的奥托政府，文化非常落后。奥托家族是战场上的胜利者，随胜利一道而来的是“国王的神力”，这也多少填补了行政制度的空缺。公共仪式、国王的巡游和“国王的神力”，也使国家多少具有某种聚合力。总之，奥托政府并不是行政或官僚制意义上的政府。
    阿尔特霍夫的专著《奥托王朝》的副标题为“没有国家的王权”，（70）这表明他研究早期帝国的思路和观点，与莱泽基本一致。他认为，以往论者用“国家”（state）一词研究中古王权时，往往忽视10世纪自身的特点。事实上这个时期并不存在“state”一词通常指称的国家，当时的王权根本没有构成这种意义上的国家的要素（立法、司法、行政体系和暴力机器等），还处于“前国家统治形态”（Vorstaatliche Herrschaftsformen）。（71）奥托王朝的统治基于习惯，“国王的权利和义务是由习惯确定的，”就如同贵族的权利和义务“也是由习惯确定的一样。”（72）他说传统观点经常用奥托王朝比附查理曼时代，其实这两个时代在政治上相差甚远。国王、贵族和教会间的“力量博弈”决定着奥托王朝的政治环境，当然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查理曼时代的政治环境。然而在奥托时代，这种“三角力量”的砝码显然比查理曼时代重得多。贵族和教会在查理曼时代很大程度上已经是国王政府的工具，但在奥托时代则是统治王朝的支柱和伙伴。（73）阿尔特霍夫提出这些观点的主要根据是，奥托王朝并没有类似于查理曼时代的成文法令（Kapitularien）。由最高统治者发布的这种法令是加洛林王朝的重要统治工具，国王由此委派教俗贵族担任地方官员，并派出监察官在地方代国王行使监督权，这种法令其实创建了中央监督地方的制度。奥托王朝没有建立王廷监督地方官员的制度，因为监督是以国王与各地统治者的隶属关系和距离为前提的，而“10世纪不再存在这些前提。”（74）所以奥托王朝与各地统治者的关系不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是伙伴与合作关系。当然国王要约束贵族，但约束是通过考虑贵族的意见和建议并适当满足他们的要求实现的。这一过程不是降低而是巩固甚至提升了贵族的地位。10世纪期间，国王经常把世俗性的职位及其采邑变成贵族之家的自主财产，由此国王才有可能要求某个职位的占有者履行义务。为了巩固地位并相互支持，国王与贵族结亲或结为朋友或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在奥托王朝时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75）阿尔特霍夫认为，奥托王朝时期贵族地位的提升当然不是国王自愿选择的结果，而是当时的形势使然。加洛林王朝在查理曼以后走向危机和衰亡这一历史经验，使得贵族不再是国王的对立面，而是更广泛地参与协商和治理。他指出，奥托王朝把王领和王室教会的土地大量分割出去，正说明国王没有对这些地产进行集中管理。国王把很多供职于宫廷的牧师任命为主教，但这些人与国王也是一种“个人的忠诚关系，他们就像封臣看待他们的封君一样视国王为封君”。（76）
    针对传统政治史学总是强调贵族与王权的对抗，并把贵族作为中古德意志王权和国家发展的障碍，现在的学者显示了这样一种共识：早期帝国的成功正是取决于贵族与王权的紧密合作。贵族是当时的统治集团，奥托王朝是以国王为首的贵族政治。虽然基督教神权政治思想突出王权，但意识形态并没有带来政治实践上的结果。奥托政府不是通过一套制度或法律约束贵族，而是通过血缘、忠诚和伙伴关系，把自己与贵族联系起来。就是说，中古早期德意志的政治秩序是通过个人之间复杂的关系网而不是超越个人的制度实现的。贵族与国王的关系既然如此，贵族与教会又是什么关系？我们知道，“授职权之争”发生之前的所谓“帝国教会制度”一直被作为早期帝国最独特、最重要的制度之一。按传统认识，奥托时代的主教、修道院长从国王手中接受了大量地产和特权，同时为国王承担重要义务，实为国王委以重任的要员。国王有意识地通过这一制度制约贵族，也正因为有这一制度，统治王朝不必依靠贵族进行治理。换言之，贵族事实上是“帝国教会制度”的对立面。现在有学者对于是否真正存在这一制度提出质疑。（77）更重要的是，这一制度即使存在，也不是对抗贵族的。恰恰相反，它是贵族参与统治和治理的一个重要途径，因为教会的高级成员也由贵族充当。任职于宫廷礼拜堂（Hofkapelle）的牧师，是国王从中提拔主教和修道院长的最重要人选，某个家族的成员只有得到国王的恩准才能担任宫廷牧师，而国王通过这种恩惠也就得到了那个家族及其亲戚、朋友和封臣的忠诚与支持。宫廷牧师供职于国王身边并有可能很快成为教会的要员，所以在其家族眼中，担任宫廷牧师就意味着家族的某个成员很快拥有了地位与荣耀。这样，贵族通过进入教会参与统治和治理，成为贵族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78）
    四、小结
    20世纪以来德意志中古政治史研究，从研究的主题来看，先后经历了从“王权”到“领主权”再到“权力”的变化。这是传统政治史学的狭窄视域不断被突破，研究对象逐渐得到拓展和深化的过程。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中古时代的王权和国家不再为论者所关注。作为当代新趋势代表人物的莱泽、阿尔特霍夫、罗伊特，他们仍然注重对王权和国家的考察。但是，他们的前提和方法已截然不同于传统政治史学。他们反对把中古王权和国家作为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概念的历史反射，主张根据中古世界自身的特点、条件和内部结构认识王权和国家。所以他们叙述的王权和国家，不是作为超越个人的抽象制度的王权和国家，而是存在于个人关系网络之中的王权和国家。同时，以往对抽象制度的单一分析也逐渐转变为对“实际政治”的多学科探索。传统政治史学中的王权和国家概念是公权和公共权威的化身，当用这样的概念分析通常是从部落时代脱胎而来的中古王权和国家时，公法与私法、公权与私权之间的界限确实令人难以捉摸。无论是以领主权为中心概念的新宪政史学，还是以权力和权力文化为中心概念的当代新趋势，都试图摆脱传统概念和范畴的桎梏，用新概念消解“公”与“私”的对立，在新的语境下认识中古时代的王权与国家。
    德意志中古政治道路一直负载着“特殊性”。传统宪政史学视此为德意志民族的“不幸”，新宪政史学则将其视作日耳曼传统和民族个性的体现。当代新趋势虽不否认德意志政治道路的特殊性，却在整个欧洲史范围内看待这种特殊性。如果说传统宪政史学和新宪政史学提出的历史解释总是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与明显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那么当代新趋势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色彩已经淡漠了不少。
    对传统政治史学的批判启发了人们更自觉地从中古世界的内部提出并解释问题，对“实际政治”和政治文化的研究，也把人们对中古政治生活的认识推进到前所未有的深度。但是，论者又不免陷入制度与个人，宏观概括与微观分析的对立之中。其实，还是需要辩证地看待问题。早期帝国的统治基础当然不只是血缘、姻亲、朋友或伙伴等个人关系交织的网络，也有制度的作用。微观考察是宏观概括的基础，但并不等于宏观概括，当代新趋势对政治史的考察确有“零乱”之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历史的整体性考察，正是起步于对传统政治史学的批判。所以，如何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宏观概括，是当代论者不应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