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唐五代的假子虽然名义上都称为假子、养子或义儿，但在收养的数量上差异很大，少则数人，多则数百数千人，而且假父子之间的关系也不尽相同。对此问题，宋人徐无党曾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为《新五代史》作注时写道：“后唐太祖置义儿军如李嗣昭等甚众，初皆赐姓名，而不全若子，故书李嗣昭者，书其所赐姓名尔，不以子书也，与友文、从珂异”（注：《新五代史·唐本纪·庄宗下》注。）徐氏似已看出当时假子的不同类型。此问题颇为复杂，笔者认为，唐五代假子制度根据其不同的特征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真正的养子型。其假父子之间的“父子”关系很明确，收养的数量较少，一般是一两名或数名。这类假子在家族中的地位与真子几乎没有区别，他们不但改从姓名，被委以重任，而且还享有继承权。这一类型的假子在当时很普遍，文献记载事例也很多，唐前期河朔地区的蕃将多属这一类型。如安禄山曾是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养子；李宝臣原为范阳旧将张锁高的假子，故姓张名忠志，后又被安禄山录为假子，改姓安，常给事帐中；王廷凑原回鹘阿布思之种族，王武俊养为假子；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李怀光养为子，累至右武峰都将。晚唐五代时期的如王重荣假子王珂；梁太祖朱温假子朱友谦（本姓名朱简）、朱友讓（本姓名李讓）、朱友文（本姓名康勤）、朱友恭（本姓名李彦威）、李汉宾等人；后唐明宗李嗣源假子李从珂、李从、李从昶、元行钦等人，也多属这一类型。
    在继承权方面，当时不少藩镇和帝王是由这些假子袭位。如王重荣假子王珂为行军司马，王重荣卒，三军立王珂知留后事（注：《旧唐书·昭宗本纪》。）。朱温假子朱友文深得朱温宠信被封为博王，判建昌宫使，并内定为太子。更为著名的是五代有三个皇帝出身假子，北汉废帝刘继思、英武帝刘继元均为睿宗刘承钧的养子。也正因为继承权问题，假子与真子之间往往产生矛盾，乃至大动干戈。如王珂知留后事，王重荣子陕西节度使琪、绛州刺史瑶，举兵讨王珂，并上章诉王珂冒姓，非重荣子；朱温宠爱假子朱友文胜过亲子，每欲立为太子，亲子朱友珪素嫉友文，遂酿成宫廷政变，杀死朱温、朱友文、称帝洛阳。于是朱温假子河中节度使朱友谦举河中镇降附于晋，遂使后梁迅速倾覆；后唐明宗李嗣源死后，其假子李从珂从明宗第五子愍帝李从厚手中夺了皇位。
    在财产方面，养子与亲子一样不得有私财。如全义的养子郝继孙犯法处死，宦官、伶人冀其资财，固请籍没。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赵凤上书说：“继孙为全义养子，不宜有别籍之财，而于法不至籍没。”（注：《新五代史·赵凤传》。）
    第二种类型是亲兵型。这一类型假子数量多达数百乃至数千。如高开道有亲兵数百人，皆勇敢士，号为“义儿”；安禄山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余人为假子；田承嗣募军中勇武者三千人，号外宅男；李希烈养子千余人；李克用将一时雄杰之士，往往养以为儿，号“义儿军”。这类数以百千计的假子或义儿，决不可能对其假父、养父都存在很明确的“父子”关系，也不可能都改从姓名。其实这是模拟少数民族部落亲兵制度的传统（注：此观点，陈寅恪先生也曾提过。详见《金明馆丛稿初编》所收《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一文。）。高开道的数百义儿，就是直指亲兵，这已经是很明显的。司马光曾错误地怀疑安禄山的“养子必无八千之数”（注：《资治通鉴》卷216 天宝十载二月条考异。），致使在《资治通鉴》中没有使用这条材料，这是司马光不了解安禄山军队的假子是在模拟部落亲兵制度的缘故。
    唐初羁縻州设置后，版籍贡赋、政令习俗，中央多不过问，享有极高的自治权。因此，落后的游牧民族血族共同体的社会组织形态被保留下来，表现在军事组织上，自然也保留下以酋长为首领、子弟为战士的部落亲兵制度。这种制度对以后该地区的藩镇兵制产生很大影响。安禄山是营州柳城杂种胡人，天宝年间，河北三镇（范阳、平卢、河东）先后均归其节制，统有近20万人的军队（注：《资治通鉴》卷215 天宝元年正月条及考异。）。安禄山军事实力迅速膨胀，是通过历年征战招降了大批北方游牧部民，所以其军队士兵成份主要是突厥、奚、契丹、同罗、室韦等少数民族以及一部分汉人。天宝十四载五月，安禄山奏请以蕃将32人以代汉将（注：《安禄山事迹》卷中。），说明了其军队将士成份不断地胡族化。为了进一步加强这个由不同部民集合起来的庞大军事群体的凝聚力，就利用胡人收养子的习俗，将军队中大量的各族健儿（曳落河），授予假子名义，以推恩信，作为维系军队上下级关系的纽带，达到对内联结，对外抗御的效果。这种在军队中大量地人工拟制父子的做法，实质上就是力图恢复胡族部落亲兵制度的传统。所以，安禄山起兵叛唐时，其军队就号为“父子军”（注：《安禄山事迹》卷中。）。唐末沙陀军人李克用的军队是由蕃、汉军人组成，他任用亲信义儿为“义儿军使”，组成“义儿军”，也是在恢复部落亲兵制度的做法。
    还有一个问题也值得说明一下。安史乱后，藩镇继起，田承嗣在河北魏博镇养兵10万，“仍选其魁伟强力者万人以自卫，谓之衙兵。”（注：《旧唐书·田承嗣传》。）田承嗣创置藩镇衙兵制度，实际上也类似效法部落亲兵制度。
    第三种类型是介于前两种类型之间，也可以说是第一种类型的扩大化。这一类型的假子收养数量也比较多，一般都有数十人乃至上百人，但不是亲兵性质。其假父子之间的“父子”关系也比较明确，假子们都改从姓名，委以重任，但由于收养数量较多，所以人伦关系、继承权等方面不可能如第一种类型那样严正。这一类型假子，以王建假子最具代表性。王建收养假子百二十人，都改从姓名，与真子一样均连“宗”字，如真子有太子王宗懿等九人，假子有姓名可纪者如王宗翰（本姓孟）等40余人。他们与真子一样加官封王，委以重任，如梁开平四年十一月庚戍，“立假子宗裕为通王、宗范为夔王、宗为昌王、宗寿为嘉王、宗翰为集王；立其子宗仁为普王、宗辂为雅王、宗纪为褒王、宗智为荣王、宗泽为兴王、宗鼎为彭王、宗杰为信王、宗衍为郑王。……自余假子百二十人皆功臣。”但在这一百余名的假子之间“虽冒姓连名而不禁婚姻”（注：《资治通鉴》卷267太祖开平四年十一月条。）。 说明其人伦关系并不严正，与真子有区别，与第一种类型的假子当亦有区别。
    属于这一类型的还有如李茂贞假子、宦官杨复光、杨复恭假子等。李茂贞假子亦有数十人，有姓名可纪者如李继臻、李继鹏（本姓名阏珪）、李继徽（本姓名杨崇本）、李继瑭、李继筠、李继远（本姓名符道昭）、李继岌（本姓名桑弘志）、李继密（本姓名王万弘）等人，多连“继”字。宦官杨复先假子以守字为名者数十人，皆为牧守将帅；宦官杨复恭有养子600人，监诸道军。
    这种畜养假子的扩大化，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宦官。《资治通鉴》卷267记云：“唐末宦官典兵者多养军中壮士为子以自强， 由是诸将亦效之。而蜀主（王建）尤多。”贞元以后，宦官掌握神策禁军大权，为了巩固地位，便广畜假子，并以诸假子出任禁军都将、藩镇节帅、州府刺史等。这些假子在掌握一定的军政要职后，为巩固扩充自己势力，自然也效法其宦官假父的行为。唐末强藩王建、李茂贞等人原是宦官田令孜的假子，当他们出为藩镇节帅后，也就广畜假子，因此王建假子多达百二十人，李茂贞假子亦有数十人。
    应该指出，上述分类只是代表一种基本趋向，具体落实到某个人的身上，有的可能会有两重性。特别是第一种类型与第三种类型有不少共同的特征，两重性的可能性就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