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乱起，中原刺史凡兼有治军者，皆授节度使之号。安史之乱平息以后，唐中央逐渐丧失了对地方军队的有效控制能力，遂演成藩镇割据局面。藩镇军阀凭借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招兵买马，称雄一方。藩镇私兵制度，是假子制度衍习成风的基础。藩镇将领为了扶植亲信、培养党羽，便效法河朔军人收养假子的风气，在军队中大量人工拟制亲属关系，致使唐后期各强藩悍将无不竞养假子。另一方面，安史乱后河北仍为安史余孽所盘据，安史部队多为胡人，河朔地区受胡风濡染有增无减，当时有“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之说（注：《新唐书·史孝章传》。）。而且，不少安史部将和河北藩镇军人进入中原，成了中原地区一些藩镇的首领或将领。蔡州的最初割据首领便是安禄山部下李宝臣、李希烈等人，后来的吴少诚、吴少阳也是河北地区的军人。李希烈在军队中有假子千余人，吴少阳是吴少诚的养弟。他们为假子制度在中原地区扩散也起了一种媒介作用。
    此外，宦官收养子的旧习在唐后期恶性扩大，对假子制度的盛行无疑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宦官由于生理上的缺陷，往往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要求继承和血食的心理。尤其是宦官的上层分子，当他们在权欲和财欲上获得一定满足后，这种心理要求就更为强烈了。《后汉书·顺帝纪》载：“阳嘉四年春二月丙子，初听中官得以养子为后，世袭封爵。”其后宦官养子的风气为历代所沿习。宦官养子的旧习在唐末恶性扩大，不仅是由于当时收养假子已衍成一种社会风尚，也与唐代中后期宦官掌握兵权有关系。宦官掌握禁军大权后，便广畜假子，并以诸假子出任牧守将帅，这些假子在掌握军政要职后，自然也效法其宦官假父的行为，此问题前面已论述过。
    北宋王朝建立后，统治者鉴于中唐五代以来藩镇割据、武人跋扈的局面，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把节度使的兵权、财权和刑权全部收归中央，加上宋人提倡文人政治和汉民族本位文化。所以盛行一时的假子制度也就丧失了政治、军事上的作用和社会条件，从而受到极大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