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国氏族社会的解体极不彻底，血缘纽带一直延绵不断地贯穿着我国社会的漫长历史。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周代宗法制度把血族关系纳入制度化轨道，并赋以伦理性内涵，其结果是“尊尊”、“亲亲”大义非常严格，血亲关系推到了不可替代的地步。宗族有收族即收恤其族人的权利（注：《仪礼·丧服·子夏传》：“大宗者收，族者也”。），而不允许收养异姓子弟，一则他们耽心的是异姓乱宗，《左传》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二则宗法制度以宗为单位，有小宗可绝，大宗不可绝的事实，不必以异姓为嗣。先秦思想家进一步发挥了宗法思想，构造了伦理学说，其中尤以儒家思想影响最大，“父子、长幼、亲疏”关系成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之重要内容之一。这种观念对我国整个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汉时期，近似养子性质的赘婿，法律规定要被谪戌（注：秦汉有七科谪：一吏有谪、二亡命、三赘婿、四贾人、五尝有市籍者、六父母尝有市籍者、七大父母尝有市籍者。见《史记·大宛传》、《汉书·武帝纪》、《汉书·晁错传》、《汉书·李广利传》。）。唐律有禁止收养异姓男儿的条文：“即养异姓男者，徒一年，与者笞五十，其遗弃小儿三岁以下，虽异姓，听收养，即从其姓。”此外，唐律对收养杂户男、部曲及奴为子孙者也同样是禁止的，只有《户令》上规定：“无子者，收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注：均见《唐律疏议》卷12《户婚》。）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法律也都有类似的条文。可见我国古代封建宗法伦理观念对于“异姓结为父子”是深恶痛绝的。
    事实上，我国封建社会收养子现象是为世俗所恒有，历代文献不乏记载。究其原因，无非有三端：其一，中国人对子嗣看得很重，那些缺乏子嗣的人，考虑到终老赡养、家族延续、祖先血食以及财产继承等问题，不得不收养异姓男儿为子。其二，年幼无依者也往往为人所养，我国古代还将妻前夫之子称为假子。其三，养父子双方出于某种感情的需要，这种感情当然也包含为达到某种政治或经济上的目的。总之，我国封建社会一直存在着收养子的现象，但决不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
    唐五代如此盛行假子制度，绝非我国封建社会中一般的养子现象，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条件的。据以上所引史料来看，唐代最初流行假子制度多与胡人有关，而且在胡汉杂居的河朔地区最为流行。如安禄山是营州柳城杂胡，其8000假子则是同罗（铁勒之一部）及降奚、契丹曳落河；李宝臣是范阳城旁奚族；王廷凑是回鹘阿布思种族，世隶安东都护府；石演芬是西域胡人，为朔方邠宁节度兵马使。还有如王世充、索元礼等也均是胡人。至于燕主高开道，其族属虽不是胡人，但他是河北地区军人，受河朔胡风所染。这种现象决非偶然的，它充分说明了唐五代盛行假子制度的根源是与胡族的习俗有关系。我们知道，当时北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大大落后于中原汉民族，正处在原始部落制后期，过的还是一种落后的游牧生活。从“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蕃人先母后父”、“贱老贵壮”等习俗看（注：详见《隋书·突厥传》、《旧唐书·契丹传》、《新唐书·安禄山传》。），其婚姻家庭大致处在对偶家庭向一夫一妻制家庭过渡阶段。所以母性地位相对还比较崇高，不存在严格的“父子”、“长幼”、“夫妻”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而且当时部落对外战争极为频繁而又残酷，部落成员尤其是男性成员死亡率很高，流动性很大。凡此社会条件和文化心理，使得他们习惯于收留外人或俘虏为养子，借以扩大本氏族部落的力量。同样地他们也习惯于充当他人的养子。有一件史实很具有说明力，即隋唐时期突厥可汗之子弟称为特勤，这种谓之“特勤”的子弟，涵盖亲子、从子、弟弟以及诸孙等（注：岑仲勉：《 突厥集史》附录《狄名探原》。），乃至于对来降者亦可封为特勤（注：《隋书·李崇传》。）。可见胡人强调部落观念，而父系家族观念淡薄，因此“亲疏”关系不甚严格，且习惯于收养外人为子弟。我国文献上大量记载北方胡人收养假子的现象，无疑就是他们的习俗所致。
    东汉以来，西北边陲的一些少数民族陆续向辽西、幽、并、关陇等地区迁移，与汉人犬牙交错杂居在一起。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各族统治者乘机大举进入中原，此后，在二百多年时间里，北方地区先后建立了许多少数民族政权。李唐王室氏族起源于北朝的胡化汉人，统治阶级的夷夏观念比较淡薄，唐太宗曾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注：《资治通鉴》卷198 贞观二十一年五月条。）唐初武功极盛，四境大辟，贞观四年，平东突厥，唐太宗主温彦博建议，将10万降众安置在幽、灵之境，其酋长皆任职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与朝士相半。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注：两《唐书·温彦博传》、《资治通鉴》贞观四年条。）。其后，每平一部落异族，“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注：《新唐书·地理志·羁縻州》序。）据不完全统计，唐前期百余年中，内属和入居中原的少数民族人数多达一二百万人，主要包括突厥、奚，契丹、铁勒、靺鞨、高丽、回纥、党项，吐谷浑、吐蕃等。隋唐文化上承魏晋南北朝，其中北朝文化的主要成份之一--胡人习俗，本来就对唐代文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再由于少数民族大量内属和入居中原，所以胡族收养子的习风也在中土得以流传。
    那么，根源于胡族习俗的唐五代假子制度何以逐渐盛行而愈演愈烈。其根本原因是与唐代兵制从义务兵制向募兵--私兵制转化以及藩镇割据局面长期延续有直接关系。唐初实行府兵制，是一种义务兵制，它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被抽调充当府兵的农民自备武器给养，更番宿卫，使将不得专兵。高宗、武后以后，随着均田制的逐渐破坏和府兵制自身的矛盾，府兵制趋于瓦解。于是，在唐初已少量实行的募兵制便逐渐盛行，到了玄宗开元时期，募兵成了定制。募兵制实行后，兵成了一种专门职业，将帅也得以专兵，遂为假子制度的盛行创造了条件。睿宗、玄宗时期，为了处理边疆地区与少数民族关系日益复杂的形势，于边防重镇设置节度使制度。玄宗天宝年间，那些孤寒无党的蕃将往往被擢升为节度使职务。蕃将之任节度使，其原因之一是因为唐初以后蕃兵蕃将以骁勇善战著称，成了当时军队的补充力量。著名的蕃将如何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黑齿常之、李多祚、泉献诚、高仙芝、哥舒翰、安禄山等人，都为唐朝建立赫赫战功。其次，也由于玄宗时宰相李林甫为了固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曾奏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注：《旧唐书·李林甫传》。）得到玄宗皇帝的赞许。像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人都先后出任节度使职务。胡族军人在其掌握军政大权之后，自然极容易影响当地习俗，促使该地区濡染胡风，胡人收养子习风、部落亲兵制度便因缘时会，逐渐盛行起来。安禄山出任河北三镇（范阳、平卢、河东）节度使后，在军队中大肆推行假子制度，便是明证。河朔地区为胡、汉杂居的北方边疆地区、是当时各镇节度使管辖区域，假子制度在唐前期于河朔地区最为流行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