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单靠军事力量，葡人是根本无法在中国海岸或近海岛屿任何一处地方强行建立起殖民地的。正德十六年（1521年），中国水师在广东海道副使汪鋐指挥下将强占广东屯门岛的葡人聚歼，仅余少量葡人逃回马六甲（注：（嘉庆）《新安县志》，卷14，《官迹略》。）。这是中国军队与近代西方殖民者的第一次交锋，以中国军队全胜结束。次年，葡萄牙国王派遣训练有素的远征军300余人，分乘5艘巨舰前来报复，与中国水师于广东新会西草湾再度发生遭遇战，并转战至稍州，即使明军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仍大获全胜，“生擒别都卢、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获其二舟”，汪鋐将掳获火炮进献朝廷，并用于西北战场，《明史》上说：“火炮之有佛郎机自此始”（注：《明史》，卷325，《外国六·佛郎机》。）。葡人武力在广东沿岸建立殖民地的企图失败后，转而北上进犯浙江、福建，但同样不能得逞。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葡人“整众犯漳州之月港、浯屿。副使柯乔等御却之。二十八年又犯诏安。官军迎击于走马溪，生擒贼首李光头等九十六人，余遁去”（注：《明史》，卷325，《外国六·佛郎机》。）。
    在浙江、福建碰壁之后，葡人再次转回广东。严酷的事实逼使葡人认识到，靠武力是绝对无法在中国沿海强占殖民地的。于是，葡人转而采用行贿及卑恭的态度来谋取广东官员同意租借澳门进行贸易。葡人完全承认中国政府对澳门拥有绝对主权。一位万历年间到过澳门的传教士记述，澳门“至今仍无武器火药，也没有法庭，有一个中国官员搜查他们的房屋，看看他们有无这类东西。同时因为它是一个正式的城市，有大约五百间房屋，一位葡萄牙长官和一位主教，他们就每三年向广州的新总督缴纳一万钱币，以免被逐出该地”（注：博克舍：《十六世纪中国南部纪行》（何济高译，中华书局，1988年），页14～15。）。张天泽也说：“葡萄牙人返回该省后，完全放弃了任何诉诸武力的做法，而代之以谦卑、恭顺的言谈举止，换言之，他们在中国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政策，即贿赂与奉承的政策，即使算不上谄谀献媚的话”（注：张天泽：《中葡早期通商史》，页106。）。近代以来的殖民者们常常对他们先辈的行为感到耻辱而力图加以否定，但事实却无法改变。葡萄牙人不是不想凭借武力强占中国领土，他们也曾努力地这样做了，但当时这些早期殖民者们还不具备这个实力，所以只好采用欺骗、卑恭的手法来租借了澳门。任何外交政治斗争的结果，往往是受实力决定的，在明季中西方力量交锋中也是如此。
    想凭借武力强占中国海岸或近海岛屿，不仅葡人办不到，连后来更强悍的荷兰人也办不到。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荷兰人强行闯入澎湖。最初，“当事屡遣使谕之，见酋语辄不竞，愈为所慢”。后来，总兵官施德政“令都司沈有容将兵往谕”，沈有容上澎湖后，荷兰人纷纷拔剑相威胁，沈有容厉声说：“中国甚惯杀贼，第尔等既说为商，故尔优容尔，何言战斗，想是元怀作反之意，尔未观天朝兵威耶”！在明军水师云集，严阵以待的情况下，荷兰人不仅礼遇沈有容，还被迫“扬帆去”（注：张燮：《东西洋考》，卷6，《红毛番》。）。这次外交斗争的胜利，归根到度还是军事实力起到决定性作用。
    即使在单纯的军事装备上，葡人也不占有很大优势。葡人进犯中国，不外乎依仗船坚炮利两个手段。当时主张用武力将葡人逐出澳门的俞大猷曾对双方装备优劣有精辟的分析。俞大猷说：“此伙所用兵器，唯一软剑，水战不足以敌我兵力之力，陆战则长枪可以制之无疑”。葡人所仗“惟鸟铳颇精，大铳颇雄”，俞大猷又提出：“一战贼大船，必用火攻”，“一贼所恃者，龙头划然，贼不过一二十只，我兵用则七八十只，以多制寡，何患不取胜”。俞大猷绝非浪言，他还主动向两广总督吴桂芳请缨，决心“大做一场，以造广人之福”（注：俞大猷：《正气堂集》，卷15，《论商夷不得恃功恣横疏》。）。当时葡人的鸟铳大铳并非后来西方工业革命后的枪炮，仿造也并不难。在广东屯门之战前，汪鋐就派何儒偷取了造炮技术，造出了佛郎机炮并用于战斗。此后，中国水师便都配备了中外各式火器。据戚继光《纪效新书》载，明军主战舰“福船”、“海舱”、“艟”分别配置了佛郎机炮6门、4门、2门，另配传统中国火器长短不等（注：戚继光：《纪效新书》，卷18，《治水兵篇》。）。有些火器经中国工匠改造后性能大大提高。如嘉靖后期造出的鸟铳“比西番尤为精绝”（注：郑若曾：《筹海图编》，卷13，《鸟铳图说》。）。万历以后，荷兰殖民者东来，船炮技术又有了提高，但明朝水师仍不甚惧怕。《明史》上说：“其所恃惟巨舟大炮。舟长三十丈，广六丈，厚二尺余，树五桅，后为三层楼。旁设小窗置铜炮。桅下置二丈巨铁炮，发之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世所称红夷炮，即其制也。然舟大难转，或遇浅沙，即不能动。而其人又不善战，故往往挫衄”（注：《明史》，卷325，《外国六·和兰》。）。另外，明军水师设备虽稍落后，但在长期的与沿海中外海盗集团战斗中锻炼出较高的战斗素养，故明军水师在中葡、中荷多次战斗中仍胜多负少。
    不过，明军水师也有缺陷。明军水师完全有能力在海岸或近海岛屿驱逐外敌，但却往往难以聚歼，一旦葡荷巨舰逃出外海，明军水师对此往往是无能为力的。万历年间，葡、荷军舰又添置了新设备，“其柁后置照海镜，大径数尺，能照数百里”（注：《明史》，卷325，《外国六·和兰》。），这就是望远镜。明军水师就更无法近前攻敌。所以说，明代中后期中葡、中荷的军事力量仍处于大致均衡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两广总督张鸣冈便说：“壕镜在香山内地，官军环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于我，一怀异志，我即制其死命。若移之外洋，则巨海茫茫，奸宄安诘，制御安施”（注：《明史》，卷325，《外国六·佛郎机》。）！建议允葡人定居澳门严格控制。此论一出，明政府终于作出了允许葡人租借澳门的决策。
    对这一重大决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明政府及其继承者清政府统治者眼中都认为是恰当的，至少不算是重大失误。《明史》上说：“盖番人本求市易，初无不轨谋，中朝疑之过甚，迄不许其朝贡，又无力以制之，故议者纷然。然终明之世，此番未尝为变也”（注：《明史》，卷325，《外国六·佛郎机》。）。明朝著名学者沈德符认为：“当世宗时，以为安边第一要着。今日谈虏事者，以为套不可复，亦不宜复，其说甚辨。盖疆圉多故，时异势殊，不可执泥隅见，今夷安堵，亦不闻蠢动也”（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30，《香山》。）。《澳门纪略》也说：“今海宇承平，诸蕃向化，以此为天朝守海门而固外圉，洵有道之隆也”。笔者认为，以上诸论虽有过誉之嫌，但却符合实情。明政府采取租借形式处理澳门问题不失为明智之举，其积极意义还是占主要地位的，它与1840年以后清政府在强权底下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屈辱不平等条约和割地赔款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