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塔赫里在书中使用了一些不同的阿拉伯地理名词，如ard（土地）、balad/bilad/buldan（城镇、国家、地区）、dar/diyar（家园、住地、国家、地区）、mamlakat/mamalik（王国）等。从他的叙述中看，mamlakat/mamalik（王国）只用于四大政治势力，即伊斯兰、罗马、印度和中国。而其他的名词则在他的叙述中常常交替使用，有时带有政治含义，有时不带。但是对于葛逻禄，伊斯塔赫里只使用了完全不带任何政治含义的名词ard“土地”。特别能支持我们的是在前面提到的波斯文译本中，尽管翻译者没有区分这些阿拉伯语地理名词（ard、diyar、bilad），但他却注意到用波斯文zamin“土地”来翻译阿拉伯语的ard。很明显，伊斯塔赫里这样做的原因是那时葛逻禄已经不再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政治势力。虽然西部天山仍然由葛逻禄人占据，但他们已经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了，所以那里只能称之为“葛逻禄之地”，即葛逻禄人驻牧之地。
    在伊本·豪卡勒的《各地形胜》和《世界境域志》中有几段关于塔剌思以西白水城和法拉布的非常类似的文字，虽不见于《诸国之路》的BGA节略本（卷1），但应属于伊斯塔赫里的原著（注：伊本·豪卡勒《各地形胜》成书于367/977年，《世界境域志》始作于372/982年。因为呼罗珊和中亚各地没有《各地形胜》流传的记载，所以很难想像《世界境域志》的作者利用了该书。针对《世界境域志》中一些类似《各地形胜》但不见于伊斯塔赫里书（BGA版）的情况，米诺尔斯基要人们注意“伊本·豪卡勒将伊斯塔赫里书全部囊括入自己的书中（《世界境域志注》，355页）。就下面引出的《各地形胜》的记载而言，《世界境域志》中的一些差异也值得注意。《世界境域志》NO.25-89：“在白水城与（锡尔）河之间，是整个白水城的牧地以及柘折、法拉布和Kunjdih部分地区的牧场。在牧场上，可以看到已皈依伊斯兰教的一千帐休战了的突厥人。”另外，《世界境域志》NO.25-93中对塔剌思的描写也不同于《各地形胜》。所以，两书中关于休战突厥人的材料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史源。考虑到伊本·豪卡勒在书中称赞伊斯塔赫里对河外之地的记载很完美，但批评他关于伊斯兰西部地区的记载有缺陷，可以认为上两书有关休战突厥人的材料都是取自伊本塔赫里，当然是其原本，而不是现在的（BGA版）简写本。）。《各地形胜》的文字如下：
    Sutkand有讲经台，它是突厥人的聚集处。各地区的突厥人已有一些皈依了伊斯兰教，古思人和葛逻禄人中已有一些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是突厥人中强有力的人。在法拉布、Kandjid、柘折之间是肥沃的牧场，那里大约有一千户突厥人已皈依了伊斯兰，他们在那里按自己的方式住在帐篷里，他们没有建筑物。塔剌思是穆斯林与突厥人的贸易场所。他们（？穆斯林）有一些属于塔剌思的堡塞。伊斯兰（国家）没有人越过塔剌思，因为越过那里就进入了葛逻禄的营帐。
    这些记载不仅告诉我们893年穆斯林占据塔剌思以后，这个城市成为穆斯林与葛逻禄人的贸易中心，而且向我们指出，塔剌思以西地区的葛逻禄人与东部葛逻禄已不是一个整体，东面有些葛逻禄部众甚至皈依了伊斯兰教。这种局面与我们前面考察的“葛逻禄之地”的说法正相吻合。10世纪早期，西部天山的葛逻禄政权分裂了，原先的称之为“葛逻禄”的部族联盟瓦解了。
    《世界境域志》告诉了我们一些葛逻禄政权瓦解后的详细情况。该书15、16、17章的材料晚于伊斯塔赫里书中材料的年代，但并不是该书成书时代的事（注：《巴托尔德前言》，《世界境域志注》，页27。）。根据第十五章《葛逻禄地区及其城镇》的记载，葛逻禄原辖地的范围相当大，西抵古思之地，东界托古兹古思，甚至天山北麓托古兹古思的五城之一Jamghar也属于葛逻禄。而在天山南麓，葛逻禄的辖区原先还包括温宿（B.njul），甚至很可能还包括喀什噶尔（注：《世界境域志》，No.15-12,No.15-13,No.13-1。）。但是现在葛逻禄驻牧地区西边已不超过距塔剌思100公里左右的俱兰，那里被说成与穆斯林世界相接。显然伊斯兰势力从塔剌思又往东推进了。而葛逻禄的东境已从Jamghar后移，甚至伊塞克湖东端的巴儿思寒，其居民也背离了葛逻禄统治者。东、西边缘地区都已丢失，那里残存的葛逻禄余众都各自为政（注：《西天路境》所记龟兹西的“割鹿国”、僧行勤等经过的“割禄国”和《世界境域志》中乌什一带的葛逻禄应即葛逻禄残余。）。就是仍然在葛逻禄主体部落辖下的地区，也是一片残破景象。《世界境域志》说：（No.15-3）顿建城（Nun.Kat＜Tunka）（注：米诺尔斯基在《世界境域志注》（页289）中认为伽尔迪齐书手稿中第J1页第7行残缺的地名应读作Tumkat（顿建城），同时认为巴托尔德1897年在《中亚科学考察报告》中将此词读作Navikat（新城）并不妥。从词形上看，米诺尔斯基的意见较优。但我们注意到库达麦书（BGA，第6卷，页206）中说：“Navakat（=Naviat）是个大城市，那里有一条通往巴儿思寒的路。”这又促使我们把伽尔迪齐书中的地名读作Navikato这里暂从米尔斯基的意见。）是一个交通道口，但现已废弃，其地只有少数葛逻禄人的毡房，已成为盗贼出没的地方。（No.15-11）巴儿思寒位于伊塞克湖东端，虽然其首领（Dihgan／迪杭）还是个葛逻禄人，但当地居民都心向高昌回鹘（托古兹古思）。
    15章以及16章和17章中看到的伊塞克湖周围几个部落混杂相居又互不统属的情况，说明曾经存在的葛逻禄部落联盟确实瓦解了。
    葛逻禄部落联盟的瓦解还得到敦煌文书S6551讲经文的支持。正如前面所说，这篇讲经文的成书年代已被学者们考订为930年前后（注：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6551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载《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讲经文描写了西州（高昌）回鹘的强大之后说：
    遂得葛禄、约摩（样磨／Yaghma）、异貌（？Yemak）、达但（Tatar），竟来归伏，争献珠金；独西（Tukhshi）乃纳驼马，土蕃送金；拔悉密则元是家生，黠戛私则本来奴婢。诸蕃部落，如雀怕鹰，责（侧）近州城，如羊见虎，实称本国，不是虚言。
    这样来描写西州回鹘的强大，有明显的文学创作的色彩。但其中葛逻、药摩、独西的归伏和贡纳，正说明了西部天山原葛逻禄政权的瓦解。当然在这里我们还不能认为西州回鹘的辖区已囊括天山西部，那里的突厥语部族只不过遣使表示“归伏”并送上礼品。
    总之，上述所有材料让我们认识到，1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西部天山处于突厥语各部族各自为政的局面，原先一度统辖各个部族的葛逻禄部落联盟已瓦解，而新的权威尚未产生。这种局面被以往的学者所忽视，甚至被错误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