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其他建筑遗址
    这里所说的其他建筑遗址，包括祭祀遗址、水陆交通遗址、水利工程遗迹、金界壕遗址、矿冶等手工业遗址。
    （一）辽、西夏祭祀遗址
    内蒙古巴林右旗罕山，是辽道宗及其以后的祭祀圣地，其祭祀遗址位于罕山主峰正南。其处原有石碑，附近分布着8处建筑遗址， 对其中的4处作了清理。1、2号遗址建筑面积小、结构简单， 当分别为小型祭室和碑亭；3号遗址面阔5间、进深4间，室内北中部有一凹字形祭台， 西北角有烧坑2个，应是用于祭祀的主要建筑；4号遗址，为一组庭院式建筑，约为与祭人员的休息场所（注：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内蒙古巴林右旗罕山辽代祭祀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8年第11期。）。西夏与祭祀有关的遗址，位于西夏陵园北端，为一平面呈长方形的建筑群体，面积约6万平方米，现存各类建筑遗迹10余处。 过去曾以之为西夏陵邑，发掘表明，它可能是西夏的祖庙遗址（注：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园北端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9 期。）。
    （二）隋唐桥梁遗址和遗物
    新发现的隋唐桥梁遗址有隋灞桥遗址、唐东渭桥遗址和蒲津桥遗址三项。西安隋灞桥遗址，已清理出桥体长度达20多米，包含4 个船形石砌桥墩和3孔桥洞。桥墩有分水尖，上饰石雕龙头；墩体之下， 自上至下依次铺设石板、方木、栽植柱桩以为基础（注：姜捷：《陕西隋唐考古述要》，《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依记载， 此桥建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元代始废。1978 年曾在陕西高陵县耿镇乡出土唐《东渭桥记》碑碑体，1981年～1983年发掘了唐东渭桥桥址。知其为一座大型木柱桥，全长548.8、宽11米，清出22排木柱和一批铁石构件， 以及分水金刚墙4处（注：陕西省博物馆编：《隋唐文化》， 学林出版社，1990年。）。蒲津关，又名临晋关，地当陕西大荔之东，隔黄河与山西永济蒲州古城相对，控扼蒲津渡口。秦昭襄王于此初作河桥，其后西魏、隋、唐皆在此连舟为浮梁。唐浮梁称蒲津桥，是唐代的三大河桥之一。关于此桥，《方舆汇编·职方典》曾有这样一段记载：“唐开元十二年铸八牛，东西岸各四牛，以铁人策之，其牛并铁柱入地丈余，前后铁柱三十六、铁山四，夹岸以为舟梁。”1989年在蒲州城西门外黄河古道东岸发掘出铁牛和铁人铸像各4尊，4牛之间且有两座形体高大峭拔的铁山，在诸大型铸件所在处的中心部位，还有一根硕大铁柱深植于地（注：樊旺林等：《唐铁牛与蒲津桥》，《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1期。 ）。这些应即开元时期桥头遗址上用以结缆系舟、固定浮桥的主要设施。
    （三）黄河两岸古栈道遗迹
    为配合黄河小浪底水库建设工程，1996年～1997年山西、河南两省考古工作者，对三门峡以东黄河两岸栈道遗迹的调查，又有新发现。据报道，在山西平陆、夏县、垣曲三县沿河50余公里的地段内，发现古栈道遗迹40处，累计长达500 余米（注：张庆捷等：《黄河古栈道的新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98年第8期。）； 在河南新安县八里胡同峡长约5.5～6公里的黄河南北两岸，发现古栈道遗迹14段。其遗迹包括不同形制的壁孔、底孔、桥槽、历代题记等（注：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等编：《黄河小浪底水库文物考古报告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8年。）。题记中纪年最早者为东汉建武十一年，次为曹魏正始九年，而最常见的仍是唐、宋、明、清纪年。
    （四）水利工程遗址
    80年代初期，在配合浙江省杭州市江城路立交桥建设工程时，曾清理出一段吴越钱氏时期所筑捍海塘基（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五代钱氏捍海塘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4期。）。基础宽25.25、上面宽8.75米，残高5.05米，用石块、竹木、细沙土等材料筑成。其中心为宽厚的泥塘，内外两侧建护基木桩。于塘基外侧复植4排木桩， 木桩间置竹笼沉石，再外更设有滉柱。此作法属“竹笼沉石”结构，是我国古代筑塘技术迈进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新发现的另一项水利工程遗址，是始建于北宋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的引泾灌溉渠道--丰利渠的遗迹（注：秦建明等：《陕西泾阳北宋丰利渠口发现石刻水尺》，《文物》1995年第7期。）。 此渠首设在陕西泾阳县王桥乡西北的泾河峡谷之内。渠首现存两组闸槽，在前闸的前方和前闸顶部之东壁，各发现1处保存较好的线刻水尺。水尺为连续方格状， 格高平均值约为30.6厘米。水尺前后尚有闸槽、石窝、水标等相关设施。这组水尺，当是凿渠时为直接观测渠水正常流量和超常流量而专门设置的。
    （五）金界壕遗址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曾设专条阐述金界壕的性质、形制结构和分布状况。此后又在吉林省舒兰县西部和内蒙古哲里木盟霍林河矿区各发现一段金界壕遗址，对后者且作过必要的发掘、清理。霍林河矿区的金界壕为东北、西南走向，全长12.5公里。由堤墙和壕堑两部分组成，一般是山岗处壕堑较窄，堤墙较低，平原处壕堑较宽、堤墙较高且附建马面；正当山口处，增设附壕小堡，并以之与界壕内侧的边堡相呼应。矿区内共发现边堡4座，均建于视野开阔、水源丰富， 适于居住的地方，距界壕1公里左右，堡间距5～10公里。平面多方形，边长200 米上下，围墙夯筑，附建马面、角楼和护城壕。发掘表明，戍卒除守边作战外，平时还从事农业、畜牧、建筑等劳动（注：哲里木盟博物馆：《内蒙古霍林河矿区金代界壕边堡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第2期。 ）。
    （六）矿冶等手工业遗址
    80年代以前发现的矿冶和其他手工业遗址，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等书中曾有涉及，但此后见到的有关报道则更为引人注意。矿冶遗址中，有河南的安阳县后堂坡、铧炉，林县铁炉沟、申村和南召县下村唐宋冶铁遗址，江西的分宜县唐宋采矿冶铁遗址，南京的九华山唐代铜矿遗址，安徽铜陵的汉唐至北宋采矿冶铜遗址，河南的桐柏围山城唐宋至明清银矿遗址，栾川红铜沟金、明银铅锌共生矿遗址，灵宝明清秦岭古金矿遗址，以及山东莱芜宋及以后古铁矿冶炼遗址和河南禹州北宋煤矿遗址等。这些矿冶遗址，分布范围大，采矿或冶炼遗迹密集，有的甚至是采矿、冶炼、铸造遗迹集中存在于一地，体现了古代矿冶生产的特点和发展水平。如河南林县申村冶铁遗址，面积可达30万平方米，遗址中北部是冶炼区，至今仍残存炉基21座，遗址南部为生活区（注：杨育彬等主编：《20 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江西分宜县湖泽乡采矿冶铁遗址，露天开采褐铁矿，其地矿粉、铁渣、铁流散布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发现冶铁炉9座， 附近还有与铸造相关的遗存（注：彭振声等：《分宜发现唐宋采矿冶铁遗址》，《中国文物报》1992年1月26日。）。南京唐九华山铜矿， 是在现矿区发掘过程中发现的；迄今已知有古坑道暴露段12处、古采矿场4个。在4个采矿场的顶部及壁面共发现10个天井、28个巷道口，还清理出一处冶炼遗迹（注：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九华山古铜矿遗址调查报告》，《文物》1991年第5期。）。在安徽铜陵采矿冶铜遗址发现采矿遗址9处、冶炼遗址20处（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铜陵市古代铜矿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第6期。）。河南桐柏围山城银矿遗址， 分布于银洞坡和破山洞两地。在银洞坡发现古采坑和矿洞21个，破山洞发现较大古矿坑12个；在银洞坡山下馆驿村一带普遍可见古代冶炼留下的炉渣（注：杨育彬等主编：《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河南禹州北宋煤矿遗址，发现于神垕镇梨园煤矿，由管理区和矿井两部分组成，遗址面积约6万平方米。 已查得古井口11个，已知2竖井的深度分别为54和64米； 由今煤矿巷道中犹可看到古巷道的遗迹（注：杨育彬等主编：《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其他手工业作坊遗址，最可称述者当是河南郑州市金水河路发现的宋代水力磨坊遗址（注：杨育彬等主编：《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该遗址由连为一体的水槽、水道、水池三部分组成。水槽，木质，呈长方形凹槽状，长16.9米，出水口装有闸门。往东接石砌凹槽形水道，水道底部、侧壁尚存水力机械立轴插孔和承支架小龛。再东，则为石砌方形水池。这组遗迹以西，曾探出大水潭一处，潭水当引自金水河，此即水力磨坊用水的水源。像这样完整的古水力磨坊遗址，以往尚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