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帝后陵墓以外的各类墓葬
    对于1985年以前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等书已做过分区分期的阐述，一些重要墓群、家族墓地和墓例，还被列为专条和专题作了重点介绍。此后公布的新资料甚多，连篇累牍，不胜枚举。限于篇幅，这里拟从中归纳出以下几点，以概略揭示其学术价值。
    其一，新发现的墓葬中，包含大批纪年墓，且形制、结构完整、随葬品丰富者占绝大多数。纪年墓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几乎遍布各个历史时期的各个王朝。其中有的还是当地乃至全国某一朝代少见的纪年墓。这些，无疑为历代墓葬编年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科学依据。
    其二，又有一些关于重要家族墓地的新发现。这类发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为已知家族墓地补充了新资料，另一种是将一批新的大家族墓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南京尧化门、甘家巷及麒麟门地区曾是南朝萧梁皇族聚葬地，建国以来已先后在这一带清理出可确定或推测属于王陵的墓葬4座，即安成康王萧秀墓、南平元襄王萧伟墓、桂阳简王萧融墓、 桂阳敦王萧象墓，1997年又在栖霞区白龙山北麓发掘了一座凸字形大型砖室墓，墓主可能是临川靖惠王萧宏或其家族（注：南京市博物馆等：《江苏南京市白龙山南朝墓》，《考古》1998年第12期。）。多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南京戚家山为六朝时期以谢鲲为代表的谢氏家族墓地，而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区谢珫墓、谢温墓等7座墓葬的发掘结果显示， 司家山地区当是谢氏的另一处墓地（注：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南郊六朝谢珫墓》，《文物》1998年第5期。）。 属于新发现的大家族墓地有：安徽南陵县麻桥东吴萧氏墓地、山东临淄北朝清河崔氏墓地、陕西长安县韦曲镇唐韦氏墓地、广西钦州隋唐宁氏墓地、内蒙古科尔沁族辽耶律羽之家族墓地、河北宣化辽张氏家族墓地（图版捌，3）、 河北石家庄市郊元史天泽家族墓地、南京雨花台明徐达家族墓地、四川平武明王玺家族墓地、广东东莞明罗亨信家族墓地等等。这些大家族墓地，都是各该历史时期强宗豪族的族葬地，规模大，墓葬数量多，延续时间长，排列严格有序，墓室建筑讲究，多有墓室壁画，随葬器物丰富且不乏珍贵文物，并有一定数量的墓志出土，不仅对恢复各宗族的世系和埋葬习俗是绝好的实物资料，而且对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也有重要价值。这里还应该提到的是，在内蒙古赤峰市宝山主峰阳坡，发现一处由茔墙和墙内10余座大、中型墓组成的契丹显贵家族墓地。1993年～1996年对其中的两座墓进行发掘，二墓皆为砖石结构或石筑的壁画墓，1号墓并有“天赞二年（公元923年）”墨书题记，是为早期辽贵族墓中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实例。虽不能肯定其墓主为谁，但不排除是耶律阿保机嫡亲墓地、甚至先茔的可能性（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 期。）。此外，在吉林省双辽县还曾清理出一处与上述大家族墓地形成强烈对比的辽代平民家族墓地。
    其三，新发现一大批富有资料价值的大、中型竖穴土坑墓、砖室墓（含砖石结构墓）、砖室壁画墓、画像石墓和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随葬品丰富甚至极为丰富，墓主中不乏当朝太子、公主、贵族、高官大吏或一代名流。有的墓室结构颇为特殊；有的随葬品种类与通行葬俗迥异；有的随葬品不多，墓室建筑及设施却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因此，足以作为研究历代埋葬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典型实例。此类墓葬为数甚众，稍加检选，即可举出数十例之多。其中属皇室成员墓者，有曹魏陈思王曹植墓，南梁桂阳敦王萧象墓，东魏茹茹公主墓，唐李承乾墓、大长公主墓、唐安公主墓、惠昭太子墓、金乡县主墓、睿宗贵妃豆卢氏墓、吴王妃杨氏墓，辽陈国公主及驸马萧矩合葬墓，金齐国王完颜晏墓，明辽简王墓等。其他墓葬之较重要者，有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江苏金坛方麓东吴墓、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山东苍山县西晋画像石墓、广州沙河顶西晋墓、江苏江宁下坊村东晋墓、辽宁朝阳十二台乡砖厂前燕墓、锦州前燕李廆墓、宁夏彭阳北魏墓、山西大同北魏元淑墓、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三道营北魏大型壁画墓、山东济南东八里洼北齐壁画墓、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宁夏固原隋史射勿墓、湖北武昌马房山隋墓、甘肃天水隋至唐初石棺床墓、宁夏固原王涝坝唐史道德墓、河北献县唐墓、陕西咸阳贺若氏墓、咸阳西突厥可汗阿史那怀道墓、宁夏固原南郊乡唐梁元贞墓、北京丰台史思明墓、北京海淀八里庄唐墓、河南伊川鸦岭唐齐国太夫人墓、四川成都金牛区后蜀孙汉韶墓、陕西彬县五代冯晖墓、河北曲阳五代王处直墓、河南洛阳北宋王拱辰墓、安徽合肥北宋马绍庭墓、河南新安宋代壁画墓、江苏武进南宋薛极墓、江西星子县南宋陶桂一墓、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福州茶园山南宋许峻墓（图版捌，4）、 辽宁阜新契丹墓、河北宣化辽韩师训墓、内蒙古科尔沁旗辽耶律祺墓、山西襄汾金墓、山西大同南郊金墓、内蒙古敖汉旗老虎沟金博州刺史墓、北京密云太子务元代壁画墓、辽宁辽源富家屯元墓、福建将乐元代壁画墓、山西运城西里庄元壁画墓、山东济宁元张楷墓、四川重庆江北区明玉珍墓、山西永济明韩揖墓、上海宝山明朱守城墓、江苏泰州明胡玉墓等等。
    其四，新发现一批大型墓群。山西大同南郊北魏墓葬群，是北魏都平城时期的文化遗存。现已发掘各种形制的墓葬167座， 出土各类遗物1088件，其中以陶器数量最多。陶器形制既表现出对鲜卑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又体现了大量吸收中原汉族文化因素的特点。这批墓葬的主人可能就是拓跋氏某部族的成员（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8期。）。 在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以西，发现古墓葬213座，内有砖室墓101座，土坑墓112座。 砖室墓规模较大，墓室最长可达18米，应为曹魏墓；土坑墓则可能是后赵、冉魏、前燕的墓葬（注：邺城考古队专稿：《配合京深高速公路建设邺城考古勘探又有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1993年10月10日。）。在西安西郊热电厂勘探，发现墓葬1000座以上，已清理各种形制的中、小型隋唐墓140座，出土各式陶俑、陶器、釉陶器、三彩器、瓷器、 铜器、铁器600余件，另有一些银、铜、玉、石、蚌质小件器物和近300枚货币，并有5方墓志。经整理研究，这批墓葬可分为隋至唐高宗、 武则天至中宗、玄宗至代宗和德宗至唐末4期。墓主可能是不同姓氏的平民， 少数为中小官吏，应是一处公共墓地（注：姜捷：《陕西隋唐考古述要》，《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在陕西凤翔南郊发现一处庞大墓群，分布范围东西1.5、南北近1公里，墓葬总数可达数千座。已发掘其中的155座，墓葬形制计有5种，葬式多样， 多以木棺为葬具， 出土随葬品400多件，它们分属盛唐墓和中唐墓。 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是：在其中34座墓内发现殉人，总计达87人之多。发掘者认为，这些人可能是异族战俘和墓主人同族的奴婢，然有证据显示，他们更可能是与墓主人属于同一支居住在凤翔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成员（注：雍城考古队尚志儒、赵丛苍：《陕西凤翔县城南郊唐墓群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与此同时，也发现了一此规模较小的墓群， 如南京富贵山的六朝墓群、四川松潘唐代墓地、河南偃师杏园汉唐墓群（图版捌，1）等。在偃师杏园墓群，前后发掘汉至唐代墓葬200多座， 其中西晋墓近50座、唐墓69座。西晋墓非常典型而且遗物品类齐备，对中原西晋墓研究颇有参考价值；69座唐墓，墓主多为中小官吏，其中37座出有墓志。以这批唐墓资料为主要依据进行的研究，对洛阳地区唐墓分期的确立，起了关键作用（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汉唐宋元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期。）。 此外，还揭露出一些特殊墓群。在安徽繁昌县城西郊的基建工程中，清理出13座颇有特色的北宋墓，为单室砖墓和土坑墓，部分用残瓷窑具或瓷片封顶，随葬品主要是普通陶、瓷器，墓室后部又都放置1～2件盂钵。据认为，其墓主应是一个特殊的人群，即当时的窑工（注：繁昌县文物管理所：《安徽繁昌县老坝冲宋墓的发掘》，《考古》1995年第10期。）。
    其五，在北魏洛阳城东外郭城内，曾清理了两处丛葬墓地。墓地内墓葬排列紧密且井然有序，随葬器物很少，随葬朱书铭文砖上有“西人”一词。被认为是桓温北伐所统“义故西人”在洛阳附近战死或因其他原因死亡后的集体葬地（注：段鹏琦：《对汉魏洛阳城外廓城内丛葬墓地的一点看法》，《考古》1992年第1期。）。
    其六，对分布于我国西南地区的崖葬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调查和必要的清理，迄今已相继发表了四川宜宾、珙县、兴文、高县、筠连、乐山、绵阳以及广西左右江流域的调查及清理资料。调查者认为，四川境内的崖葬，流行于六朝至宋元，当为古獠人的葬俗；广西左右江流域的崖洞墓，流行于南朝末至明清，可能是壮族及其先民的遗迹（注：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70级实习队等：《宜宾县双龙、横江两区岩穴墓调查记》；同校78级实习队：《四川叙南崖葬调查纪略》，分别见《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和198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