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方民族政权控制区的墓葬
    这类墓葬，包括高句丽墓、渤海墓、吐蕃墓、南诏大理墓和其他部族的墓葬。对高句丽墓、吐蕃墓、南诏大理墓的发现和研究，在80年代已经做过初步总结，此后较重要的工作有：在吉林集安东大坡高句丽墓群清理积石墓和封土墓95座，在辽宁桓仁县原高丽墓子村大型高句丽墓地上，又发掘由4座近方形和长方形大石堆组成的积石墓1座；在黑龙江发掘渤海大型石室壁画墓并在宁安发现渤海墓葬群；在西藏洛扎县调查吉堆吐蕃墓地；在四川西昌陆续发现一大批南诏大理时期的火葬墓和一通刻有大理国“盛德二年”纪年的墓碑，在云南澄江发现大理国至元代的火葬墓等等。
    另外， 近几年相继对新疆尉犁县营盘汉晋墓地（注：蒋迎春：《199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揭晓·尉犁营盘汉晋墓地》， 《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18日。 ）和青海都兰县吐蕃时期吐谷浑人墓地（注：蒋迎春：《’96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揭晓·都兰吐蕃墓群》，《中国文物报》1997年2月2日。）进行了较大规模发掘，分别清理葬俗颇有特点的墓葬110余座和60座，出土一大批毛制品、 丝织品等珍贵文物。不少织物融汇了东西方文化因素，有的显然为境外输入品。对研究我国古代毛织、丝织工艺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关于历代墓葬的研究，涉及到很多问题，但重点仍在对墓葬的编年研究方面。这项研究一直是沿着对墓葬进行分区分期的路子开展。80年代以后发表的主要文章，有张小舟的《北方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的分区与分期》（注：张小舟：《北方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的分区与分期》，《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 徐殿魁的《洛阳地区隋唐墓的分期》（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汉唐宋元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期。）、 权奎山的《中国南方隋唐墓的分区分期》（注：权奎山：《中国南方隋唐墓的分区分期》，《考古学报》1992年第2期。）。张小舟的文章将此期墓葬分为中原、西北、东北三区， 并将中原地区墓葬分为4期，将西北、东北地区墓葬各分为3期。徐殿魁的文章将建国以来洛阳及周围地区发现的隋唐墓葬分为4期， 从而结束了以往以西安隋唐墓分期涵盖两京地区隋唐墓分期的历史。权奎山的文章，将南方隋唐墓分为长江上游、长江中游、赣江地区和福建、岭南等六区，每区墓葬又划分出若干个发展阶段。以此为基础，还探讨了墓葬分区与唐代“道”的关系，各区之间的关系、各区与中原地区的关系等问题。此外还有一批探讨三国两晋南北朝袝葬墓、唐代双室砖墓、阴阳勘舆对北宋皇陵的影响、金代女真贵族墓、明代后期藩王墓葬制度以及山西境内金墓、福建境内六朝至宋代墓葬的文章。关于地方民族地区墓葬的研究文章，有《高句丽积石墓的类型和分期》、《渤海墓葬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古代西南民族墓葬研究》等。
    四、出土文物研究举要
    对于遗址、墓葬各类出土文物的研究，除散见于专著、专刊者外，还有大量文章刊布于各种期刊杂志，内容涉及金银器皿、货币、铜镜、马具、玻璃器、瓦当及文化艺术品等。
    方兴未艾的古代金银器皿研究，继80年代初期首次出现关于唐代金银器皿的分期意见之后，1989年出版的《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一书，又推出了一种关于唐代金银器分期的看法。齐东方在评论文章（注：齐东方：《评〈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考古》1991年第2期。 ）中，在肯定其积极贡献的同时，对书中的“复古潮流”说表述了不同的观点。关于宋代金银器，则发表了《试谈宋代金银器的造型和装饰艺术》（注：萧梦龙：《试谈宋代金银器的造型和装饰艺术》，《文物》1986年第5期。）一文。历代货币研究近些年取得的突出进展， 是对曹魏五铢钱的辩识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注：戴志强：《曹魏五铢考述》，《文物》1998年第4 期。），对唐开元通宝的分期也作出了初步的尝试（注：徐殿魁：《试论唐开元通宝的分期》，《考古》1991年第6期。）。关于历代铜镜这一考古学研究课题，新发表的文章有《略论中国古代人物镜》（注：孔祥星：《略论中国古代人物镜》，《文物》1998年第 3期。）、《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注：徐殿魁：《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考古学报》1994年第3 期。）等。关于汉魏瓦当的编年研究，则发表有《汉魏洛阳城出土瓦当的分期与研究》（注：钱国祥：《汉魏洛阳城出土瓦当的分期与研究》，《考古》1996年第10期。）一文。与文化艺术相关的研究文章较多，既有对宁夏固原北魏漆绘木棺画、南北朝壁画和拼镶砖画、唐李寿石椁线刻侍女图和乐舞图的研究，又有关于宋金社火杂剧雕砖和宋元戏台建筑的探讨，还有对孙吴墓出土佛像（图版捌，2）问题的综合分析。 如果说上述文章所论涉及中外交往的内容不是很多的话，那么由下列诸例应能看出有关中外交往文物研究之大势。此类文章似以有关金银器的最多，仅1986年以来发表的即有7 篇以上，齐东方等撰《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注：齐东方等：《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和林梅村撰《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注：林梅村：《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文物》1997年第9期。）都是其中较有份量的著作。王仲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日本出土三角绿神兽镜的文章，重在探讨此类镜的作者和产地，认为它们应是我国三国时期东渡日本的吴国工匠在当地制造的（注：王仲殊：《论日本出土的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盘龙镜》，《考古》1987年第3 期。）。董高撰《公元3至6世纪慕容鲜卑、高句丽、朝鲜、日本马具之比较研究》（注：董高：《公元3至6世纪慕容鲜卑、高句丽、朝鲜、日本马具之比较研究》，《文物》1995年第10期。）、王巍撰《从出土马具看三至六世纪东亚诸国的交流》（注：王巍：《从出土马具看三至六世纪东亚诸国的交流》，《考古》1997年第12期。）等则是从马具出发探讨了中国和东亚诸国的文化交流关系。还有多篇文章，分别对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何家村出土的玛瑙兽首杯和波斯釉陶的胎釉本质和烧造工艺作了深入的研究，王仲撰《论汉唐时代铜钱在边境和国外的流传》（注：王仲殊：《论汉唐时代铜钱在边境及国外的流传》，《考古》1998年第12期。）更是从另一个角度去揭示历史上中外之间的交往关系。
    以上的简要叙述，显然不能涵盖建国五十年来三国至明代考古取得的全部成果，但由此已足以使人感到欢欣鼓舞。展望未来，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三国至明代考古必将迎来它的更加光辉灿烂、繁花似锦的发展新阶段。
    附记：受篇幅限制，文中所引资料不能一一注明出处。在此谨向有关单位、个人和广大读者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