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高丽王朝中央机构设有三司。三司（盐铁、度支、户部使）之名，源自唐后期。《资治通鉴》载：“（天祐三年）三月戊寅，以朱全忠为盐铁、度支、户部三司都制置使，三司之名始于此。”（注：[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唐昭宣帝天祐三年：“三月戊寅，以朱全忠为盐铁、度支、户部三司都制置使，三司之名始于此。”）但其时并非为唐中央政府最高财政机构。高丽王朝三司“掌中外钱谷出纳会计之务”（注：《高丽史·百官志》一《三司》。），此职能则与五代、北宋三司相同。《宋史》载：“三司之职，国初沿五代之制，盖使以总国计，应四方贡赋之入，朝廷不预，一归三司，通管盐铁、度支、户部，号曰计省。”（注：《宋史·职官志》三《三司使》。）然北宋三司目为“计相”，亚于执政，地位要比高丽三司高。高丽国三司长贰官，有判三司事、三司使、知三司事，三司副使、三司判官，北宋三司设判三司事、三司使、权三司使、三司副使、三司判官等。两者庶几相同。高丽王朝由宰臣兼判三司事（注：《高丽史·百官志》一《三司》。），此为唐代宰相判使之遗意。如唐文宗开成三年，以宰相杨嗣复、李珏各判盐铁转运使、户部事（注：《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文宗开成三年正月戊申。），唐宣宗大中二年以宰相周墀判度支、户部事，马植判盐铁转运使事（注：《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宣宗大中二年五月己未。），等等，即是。宋代已废除宰相兼三司之习。高丽景宗朝以后，保留宰相兼判三司一事说明，其官制深受唐五代以来制度之影响，并非全部照搬北宋官制。
    三省唐宋中枢机构，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其长贰分别为中书令、中书侍郎，侍中、门下侍郎，尚书令、尚书左、右仆射。南宋高宗朝则合中书、门下二省为中书门下一省：“高宗绍兴元年四月二十七日，诏中书门下两省已并为中书门下省，其两省送给、舍文字，今后更不分送，并送给事中、中书舍人。”（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之一；《宋史·职官志》三《尚书省》。）高丽王朝三省为中书门下省、尚书都省。 中书门下省， 于文宗十五年（公元1062年），由内史门下省改名（注：《高丽史·百官志》一《门下府》。），其时相当于北宋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2年）。显然，两省合一之称，并非受南宋之制影响，系因地制宜而设。然中书门下省长贰官，则与唐、宋之制同，长官为中书令、侍中，副贰为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尚书都省长贰为尚书令、尚书左、右仆射（注：《高丽史·百官志》一《门下府》、《尚书省》。）。三省之属官，穆宗朝（公元998 -1009年）以后，则与唐宋之制同：左、右散骑常侍，左、右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起居郎、起居舍人，左、右司谏（穆宗时称左、右补阙，睿宗时改为左、右司谏），左、右正言（穆宗时为左、右拾遗，睿宗十一年改为左、右正言）（注：《高丽史·百官志》一《门下府》。）。尚书都省属官，两国设置相同，均有尚书左、右丞，尚书左、右司郎中，尚书左、右司员外郎。其吏属之名则大同小异，除都事、主事、令史、书令史均设外，高丽王朝另设有记官、算士、直省。其中都事、主事、令史、书令史、唐宋皆置（注：《新唐书·百官志》二《门下省》、《中书省》；《宋史·职官志》一《门下省》、《中书省》。）。
    六部高丽王朝开国之初，太祖二年始设“六尚书”，然“其官号或杂方言”。至“成宗大新制作，定内外之官”（注：《高丽史·百官志》一《总叙》。），于是依唐宋之制，定六部之名为尚书省吏部、尚书省兵部、尚书省户部、尚书省刑部、尚书省礼部、尚书省工部。其职掌分工与唐宋六部类近。六部各设判部事、尚书、侍郎（注：《高丽史·百官志》一《尚书都省》；《旧唐书·职官志》二《尚书都省》；《宋史·职官志》二《尚书省》。）。其判部事，皆由宰臣兼。如高丽文宗二十二年，“以平章事崔惟善判吏部事”（注：《东史纲目》卷七下文宗戊申二十二年春正月。）。此仍沿唐之遗制，已如上述。北宋元丰改官制前，六部尚书、侍郎不治本部事，另差朝官判官事，如“吏部，旧……以朝官二人主判”（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八之一《吏部》。）。主要不同处，唐、宋六部各领四司，共二十四司，各置郎中、员外郎。宋代于北宋元丰改制后，增为二十八司。而高丽王朝置司甚少。吏部有吏部司、考功司，兵部设兵部司，户部设户部司，刑部有刑部司、都官司，礼部设礼部司与贡院，工部设工部司，各置郎中、员外郎。此与高丽王朝辖域小，其事务不如唐宋帝国繁剧有关（注：《高丽史·百官志》一《尚书都省》；《新唐书·百官志》一《尚书省》；《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之一《尚书省》；《宋史·职官志》三《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
    总上所述，高丽王朝新官制定制阶段，即自景宗朝至元宗朝这一历史时期，其官制深受中国唐、五代、两宋三朝之制的影响。诸凡机构设制、职掌分工、选任官员之资格等，近乎相同，小有差异。其差异之处，一是从本国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在机构设置规模、编制上，予以压缩，不是全盘照搬唐、宋之制；二是中国社会由唐、五代入宋，不断演变，随之官制也屡有变革，这种变革难以及时地或相应地在高丽王朝新官制上一一反映出来，因此，就出现寓唐、宋之制于一炉的情况。中韩文化交往源远流长，从职官制度上也得到了强有力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