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出版了《武则天研究论文集》，全书收载文章37篇，涉及武则天家世、称帝、年号、朝廷政治、心理品质、礼仪、建都、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其中，梁恒唐《谈武氏家族的起源和繁衍》讨论了武氏家族的起源、迁徙及在文水县的兴衰。黄正建《关于武则天身世的一点猜测》根据杨则墓志和其它史料，提出武则天的外家并非隋代宗室。王鸿宾、胡春英《关于〈风峪石经〉中的武周改字和武则天时期的佛典翻译》与李方《关于〈风峪石经〉中的监护官员--兼论唐前期写经使及判官》是关于武周时“风峪石经”的专门研究。除论集外，宁志新《武则天时代政治风气剖析》（《韩》），刘矩、刘鸿雁《武则天是成功者吗》（《社会科学战线》第5 期）与赵澜《武则天时期的礼仪与政治》（《福建学刊》第2期）等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述。 朱长文《〈唐登州司马王庆墓志〉所见唐前期山东半岛若干史事》（《魏》）则利用王庆墓志，论述了山东半岛在高宗武则天之际战争中作为海上运输基地的作用。
    讨论玄肃之际政争的文章有任士英《唐玄宗传位史实辨析》（《人文杂志》第5 期）。刘玉峰《唐德宗朝的朋党之争》（《文史哲》第4 期）认为，朋党之争均属派别之争而非士庶之争。刘学沛《李泌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韩》）讨论了两《唐书·李泌传》的资料来源，以及李泌的政绩、与道教关系等。郑学檬《〈旧唐书·裴度传〉注释札记》（《韩》）指出《裴度传》是中唐大事记，笺释了裴度出使魏博、于私第见客等事，对裴度邀功说提出质疑，并从朝谒应对礼仪上分析了裴度提出“藩镇不合议军国事”的原因。卞孝萱《罗隐〈说石烈士〉发微》（《韩》）通过对罗隐《说石烈士》一文的分析，考察裴度平淮西的背景，认为韩愈《平淮西碑》的被毁是李逢吉、皇甫镈内外勾结陷害裴度的结果。罗隐之文，反映了唐代举子不正当的行卷纳卷之风。本年与政治人物事迹有关的文章还有刘瑞、穆晓军《唐秘书少监刘应道墓志考释》（《唐研究》四）、杨秀清《曹议金执政臆谈》（《敦煌研究》第3期）、马德《尚书曹仁贵史事钩陈》（《敦煌学辑刊》第2期）等。
    2.政治制度。制度史的研究，近年取得深入进展。李锦绣《唐代制度史述略稿》是作者关于唐代制度史研究的成果，内中篇章涉及职官、教育、军事和交通、社会制度等，多为前人所未论。她的《唐代视品官制初探》（《中国史研究》第3期）依据敦煌文书及其它史料， 对以往未得到足够重视的唐代视品官名称、选授、产生及消亡作了探索，认为视品官在开元以后的废止体现了汉魏以来贵族政治时代的结束，反映中国无论从官制演变还是社会变革均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艾冲《隋代总管府制的发展与废止》（《唐都学刊》第4 期）讨论了隋代总管府开皇仁寿中作为地方行政最高权力机构集权性的管理模式及其发展、废止的过程和原因。赦松枝《汉唐时期尚书省的演变》和任士英《略论唐代三省体制下的尚书省及其变化》（分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2、3期）均讨论了唐代尚书省的特点及变化。戴显群《唐代的枢密使》（《中国史研究》第3期）从唐代宦官专权及政治中枢演化的角度， 考察了枢密使的建置始末、职权及其权力发展原因、与神策中尉的关系等。认为唐后期处于宦官集团权力颠峰的枢密使，已与宰相、翰林学士共同构成新的政治中枢，取代了原三省的格局。胡沧泽《唐代的御史台及其变化》（《韩》）指出玄宗时御史机构及规定已用法典形式固定下来。安史乱后，因地方节帅兼宪衔、使职出现及宦官权势，御史台职权削弱，其变化与唐王朝盛衰基本一致。李方《唐代西州勾官编年考证--唐西州官吏编年考证之三》（《敦煌吐鲁番研究》三）对文书中所见西州勾官姓名、职务按年代作了排比分析。刘安志《唐五代押牙（衙）考略》（《魏》）考察了押牙（衙）一职的名称、来源和职权。此外顾吉辰《敦煌文献职官结衔考释》、杨秀清《试论金山国的有关政治制度》也对唐代官制进行了探索（并见《敦煌学辑刊》第2期）。
    唐代科举兴盛，仍继续引起研究者的思索。翁俊雄《唐代科举制度的演变》（《中国史研究》第1 期）具体考察了唐代科举制度科目设置、考试放榜过程的演变，以及在考生来源、考试风气、授官状况方面的变化及制举情况。李锦绣《唐代教育史中的几个问题》（《文史》第44辑）从唐代的教育体制出发，研究了唐代国学中“大成”的设置，以及礼学在德宗朝列为举选科目，和书法教育在唐代深得重视等问题。侯力《关于晚唐科举制度的几个问题》（《浙江学刊》第4 期）和《唐代家学与科举应试》（《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第1 期）是作者关于科举制度的系列研究。前者指出晚唐科举依然承继中唐脉络，其“殿试”首创，以及“敕赐及第”、“恩科”等变化，对宋代以降科举有很大影响；后者阐述了唐代家学与应试教育的互动关系。刘海峰《“韩门弟子”与中唐科举》（《韩》）探讨了韩门弟子与中唐科举的关系及其形成原因。
    礼制研究是近年新拓展的领域。姜伯勤《王涯与中唐时期的令与礼》（《韩》）详细考察了文宗时宰相王涯整备“礼”与“令”的背景、内容，及其与甘露之变的关系，指出王涯改革限制藩镇、内使诸司及神策军宦官权势的意义，认为其继续保持礼令权威的思想是文宗抑制节度使革新政治的产物。高明士《隋唐教育法制与礼律的关系》（《唐研究》四）认为礼为政教之本，唐代礼典有其现行性，但权威性则依附在古典礼经与当代律令上。皇帝的敕格优于当代礼典，通过教育与法制研究，可具体掌握专制皇权中礼律的本质。任爽《唐代礼制论略》（《史学集刊》第1 期）与《礼乐制度与唐代文化大一统局面的发展》（《求是学刊》第4期）两文宏观论述了唐朝礼制的历史地位和礼制与唐代政治、 社会及文化的关系。盖金伟《唐代郊祀制度初论》（《新疆师大学报》第3期）从郊祀制度趋于完美化的社会政治、礼乐和宗教环境入手， 分析了其发展的基本特征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