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唐开元二十三年西州高昌县顺义乡籍〉残卷跋》介绍了德藏2405户籍残卷，并确定了文书的定名和年代。冻国栋《隋唐时期的人口政策和家族法--以析户、合贯（户）为中心》（《唐研究》四）讨论了隋唐之际的人口政策与相关问题，以及封建皇朝对家庭结构的干预。他的《关于唐代前期的丁口“虚挂”--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中心》（《魏》）讨论了武则天已降敦煌吐鲁番地区与户籍脱漏并行的“丁口虚挂”现象及其原因。宁欣《唐代长安流动人口中的举选人群体》（《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从唐大都市特色出发， 论述了唐长安城人口构成之一的举选人群体的流向与组成。牛来颖《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州县析置的经济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讨论了均平土宇、 任民乐迁的理念与人口政策的关系，并通过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析置州县的规模及其变化，透视社会经济发展中人口流向及地区经济发展趋势。
    陈明光《试论汉唐之际田赋的纳税通知与完纳凭证》（《韩》）认为，官府征收田赋的通知和凭证受到文字载体及书写材料限制，到了宋代才得以统一印刷。雷绍峰《P.3418背〈唐沙州诸乡欠枝夫人户名目〉研究》（《敦煌研究》第2期）讨论了文书中枝与枝夫的名目、 征收枝柴及对象等问题。殷红梅《从出土文书看唐代西域的赋役》（《西域研究》第3期）分析唐代租庸调法在西州的执行，以庸緤代番役、 户地税征收纳钱纳柴的特色以及杂徭色役的执行情况，并讨论了安西四镇和羁縻府州的赋役纳贡与商税征收。李天石《敦煌所出卖身、典身契约年代考》（《敦煌学辑刊》第1期）对八件文书的年代作了考察。
    3.财政。何汝泉《唐户部司职事田繁变简述略》（《唐史论丛》七）和《再论唐代度支使的产生》（《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 前文论述户部司职权被使职取代和职事恢复、职能变化，成为财政三司之一的过程；后文讨论了度支使产生于乾元元年的时间、原因，以及天宝以前“别官判度支”的性质及度支使停罢等问题。李虎《唐代的市舶使和市舶管理》（《历史研究》第3期）考证了市舶使始设时间、 地点和人选。认为地方长官是唐代市舶事物的主要管理者，岭南节度使虽掌全权，但不兼任市舶使而是押蕃落使。
    王双怀《试论开元时期的经济政策》（《唐史论丛》七）对涉及开元经济政策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作了探讨。庄华峰《五代时期东南诸国的政策与经济开发》《中国史研究》第4 期）认为，五代东南诸国发展生产、互相竞争、避免用武寻求和平，以及采用雇佣、租佃的两种农作经营方式是其经济获得开发带有普遍性的原因。
    董希文《唐代酒业政策探析》（《齐鲁学刊》第4 期）讨论了唐朝的禁酒、税酒户、榷酒、官酤、纳榷、榷曲等多变的榷酒制度。李锦绣《唐代的飞钱》（《文史知识》第8 期）说明了飞钱自剑南茶商发明至引入国家财政的过程。指出，由于国家最终将飞钱局限于三司汇兑领域而使之终唐之世没有发展为纸币。
    冯培红《唐五代归义军军资库司初探》通过对归义军军资库的考察提出，军资库作为地方藩镇或州府财赋储藏的专门仓库，晚唐已出现，宋代发展为州府一级的综合性财库。军资库的重要反映了归义军节度使对藩镇财权的牢固控制。张亚萍《唐五代归义军政府牧马业研究》讨论了敦煌牧马业及归义军马政（两文分载《敦煌学辑刊》1、2期）。
    三、外交、民族史
    1.制度、政策。黎虎《汉唐外交管理体制的演进及其特点》（《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3 期）和《唐代边镇镇抚机构--都护的外交管理职能》（《人文杂志》第6期）是他研究汉唐外交制度史的部分成果。 前文指出汉唐时期确立、完善以鸿胪主客为主管的外交机构和以地方行政、军事边防及边镇抚系统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指出唐代完善成熟的标志是具备了外交政策与执行、政令与事务分离的特点。后文则具体归纳了都护府在外交、民族事务方面的管理职能。韩昇《七世纪的唐朝与高句丽》（《韩》）分析了从武德到贞观年间唐与高句丽关系的变化，认为唐对外政策的核心是确立国家间的政治秩序。
    史界关于“萨宝”一称来源和含义存在争议。罗丰《萨宝--一个唐朝唯一外来官职的再考察》（《唐研究》四）考证萨宝一称最早来自印度地区，作为官职的转化在粟特地区完成。其称呼随粟特人移居中国而引进，并逐渐成为唐廷管理宗教事务的官职。马驰《唐幽州境侨治羁縻州与河朔藩镇割据》（《唐研究》四）研究了蕃州建立与民族部落的关系，指出安史乱后藩镇乃胡人与胡化汉人组合的类似蕃州的共同体。河朔藩镇以蕃州模式处理内务及与朝廷关系，遂形成唐后期藩镇与中央斗争中难于化解的矛盾。王承文《唐代“南选”与岭南溪洞豪族》（《中国史研究》第1 期）考察了南选实施的具体背景与岭南溪洞豪族势力发展的关系。
    2.民族与民族关系。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是研究东、西突厥汗国与隋、唐两朝政治关系史的著作，旨在通过研究突厥兴衰与隋唐的相互作用影响等问题进一步理清这一漠北游牧民族与中原政权相互交往的历史脉络。 薛宗正《吐谷浑与西域》（《西域研究》第3期）考察了吐谷浑经营西域的历史，及其吐欲浑衰亡后，唐朝接管鄯善、且末等情况。刘再聪《隋唐时期河西地区内迁的回鹘--兼论甘州回鹘的渊源》（《敦煌研究》第3期）认为， 回鹘部族不断集中向河西地区内迁是甘州回鹘形成的渊源。陆庆夫《党项的崛起与对河西的争夺》（同上）对归义军时期党项的踪迹、在丝绸之路的发展，及其与归义军、甘州回鹘、西凉六谷部的关系作了探索。他的《归义军晚期的回鹘化与沙州回鹘政权》（《敦煌学辑刊》第1期）认为， 归义军晚期存在回鹘化的问题，此后出现的沙州回鹘政权即是它的继续和结果。钱伯泉《于阗国使刘再昇的国籍及出使过程探微》（《敦煌研究》第1 期）通过考证敦煌土官刘再昇成为于阗国使出使后晋的经过，证明于阗国是通过曹氏归义军政权而与中央王朝保持正常交往的。郑炳林《〈康秀华写经施入疏〉与〈炫和尚货卖胡粉历〉的研究》（《敦煌研究》第2期）考证了两件文书的年代和关系， 认为通过文书所表现的胡粉用于施舍和交易，反映吐蕃占领时期敦煌市场在粟特等胡商推动下的繁荣和粟特人对敦煌佛教发展的巨大作用。马驰《论仕唐蕃人的汉化》（《唐史论丛》七）指出，因唐政府羁縻政策而进入汉族经济和文化圈并跻身于唐统治阶层的蕃人，在给中原带来“四夷”文明的同时，也逐渐与汉人有了共同语言，他们的心理素质也有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