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法律。官吏的犯罪及处罚是唐朝法律的重要内容。谢元鲁《唐代官吏的贬谪流放与赦免》（《韩》）考察了官吏得罪皇帝或政治斗争失败及犯罪流贬的具体情况。张艳云《唐代左降官与流人异同辨析》（《唐史论丛》七）指出，“左降官”与“流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文章比较了两者配往地点、量移和发遣时限、活动范围等方面的差别。周东平《略论唐代的“坐赃”》（《韩》）具体讨论了唐律中广、狭二义坐赃的概念。认为二义的混用，反映了传统法律文化在人们心目中潜移默化的影响。刘毅然《唐代惩治受贿罪研究》（《晋阳学刊》第4 期）研究了唐律中关于受贿罪的立法规定及特点。
    冯辉《唐代司法制度述略》（《史学集刊》第1 期）分析了唐代司法制度的组成、程序，以及保障等级特权、司法权不独立等特点。本年研究法律制度的文章还有李春凌《略论贞观年间法制的几个特点》（《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第4期）、 沈宁英《唐代律令中的贱民略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等。此外， 程喜霖《汉唐过所与中日过所比较》（《魏》）论述了西汉过所形成，唐代过所从发展完善到被公验完全取代的过程，认为中日过所在功能、内容、形式上大同小异。
    4.军事。朔方军的建立关系到唐政权的生存和稳定。李鸿宾《羁縻府州与唐朝朔方军的成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3 期）论述羁縻府州与朔方军的建置和关系，指出朔方军的建立是对羁縻府州的替代，预示着唐廷以军事手段取代行政羁縻政策的变化。他的《朔方军的建置发展与胡兵蕃将》（《北大史学》5）一文， 认为朔方军因吸收蕃落势力，军内形成蕃汉两大系统，是造成朔方军强盛的根源。
    沙知《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唐军府名掇拾》（《敦煌学辑刊》第1期）则是在前人基础上，将增补汇集的74军府分道逐一作了考释。孙继民《〈唐天宝年间豆卢军某营衣装勘检历〉杂识之一》（《敦煌吐鲁番研究》三）从敦煌P.3474背文书的内容讨论天宝军队的衣装勘验制度，认为这一制度从一个方面印证了唐前期军队管理的严密。冯培江《P. 3249背〈军籍残卷〉与归义军的僧兵武装》（《敦煌研究》第2期）通过文书探讨了归义军初期僧兵来自诸民族的原因并探讨了归义军政权建立，及其大中收复河西受到僧界支持的情况。
    马俊民《唐朝刺史军权考--兼论与藩镇割据的关系》（《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指出，唐前期刺史掌地方兵，玄宗时扩展为掌军镇边防兵，抵御外扰。唐后期试图以刺史掌军权，并密切刺史和中央的行政关系，在削弱藩镇权势方面起过一些作用。
    二、经济史
    1.农业、手工业、商业经济。张泽咸《汉唐间西域地区的农牧生产述略》（《唐研究》四）、《汉唐间河西走廊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中国史研究》第1 期）和《汉唐间蒙古高原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4 期）是他研究汉唐间边疆少数族地区农牧生产的姊妹篇。三文各自探讨了在汉唐时朝代更替及复杂变革中，不同地区农牧生产和经济发展的特点。杨际平《唐朝水利政策及其成就》（《韩》）反对“唐不重视农田水利”说。指出唐在兴修、维修水利工程及在沿海一带修建捍海堤塘成就显著，并有完善严密的水利管理制度。
    金滢坤《从敦煌文书看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布纺织业》（《敦煌研究》第2期）研究了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绵、麻纺织业及布匹使用情况。 魏明孔《唐代私营作坊手工业之管见》（《中国经济史研究》2 期）讨论了唐代各类私营手工作坊设置规模和雇佣分工状况，提出官私作坊结合是唐代的突出的特点。傅玫《唐诗所反映的唐代茶叶生产情况》（《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四周年纪念文集》）认为诗中提到的炒青法制茶至少在中唐以前已有。王赛时《论唐代的造船业》（《中国史研究》第2期）通过唐朝水上船舶的活跃程度和区域分布， 探讨当时的造船业规模、类型和制造技术等，勾勒出唐代造船业的历史风貌。
    徐明德的《七至九世纪亚洲第一国际大港--中国扬州港》（《扬州大学学报》第1期）分析了扬州港的商贸状况、 地理环境和历史地位。陈衍德《唐代消费经济的几个发展特点》（《韩》）认为处于中国封建社会转型期的唐代消费经济具有商品性、文化性、奢侈性的三个特点。苌岚《中国唐五代时期外销日本的陶瓷》（《唐研究》四）介绍了日本发现的我国唐五代生产外销日本陶瓷的遗址，并研究了商船来往停泊路线、贸易情况，探讨了中日贸易对日本陶瓷业的影响。孙彩虹《唐五代时期中原与契丹、奚的互市贸易》（《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4 期）、薛平栓《论唐代商人阶层的经济实力》（《唐史论丛》七）和虞明旭《论唐宋时期往来中日间的“明州商帮”》（《浙江学刊》第1 期）分别研究了民族互市贸易、商人和商帮。此外，研究地区与城乡经济的李庆新《荒服之善部、炎裔之凉地--论唐代粤北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广东社会科学》第1 期）和戴顺祥《唐宋时期东南亚地区城乡产业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述论》（《云南教育学院学报》第3期）、 《唐宋时期城乡经济分配和消费关系浅论》（《云南民族学院学报》第3 期）等也具较新内容和角度。
    2.田制、户口、赋役。均田制的讨论至今仍有余波。卢向前《唐代西州均田制的普遍意义--唐代西州均田制之一》（《文史》第44辑）综述关于西州田制的不同看法，认为西州田制仍是全国田制的缩影，而非特殊形态。西州土地文书“准式”办理是执行国家法制，其授田对象、田土分类、土地还授等均带有普遍意义。陈国灿《略论唐五代的各类“地子”及其演变》（《韩》）分别考察了唐诏敕及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地子”一词的含义，指出它在内容上具有多样性。认为归义军时期官布、柴草、各种差役是两税外的加征。杨际平《再论唐代敦煌户籍中的田亩四至“自田”》（《中国社会经济史》第3 期）分析敦煌户籍手实中永业、口分田四至中的“自由”问题，认为均田制下仍存在私田。赵云旗《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土地买卖的管理机制》（《敦煌研究》第3期）研究了土地买卖中中央和地方的三级管理机构及土地买卖程序。 他关于土地政策的文章还有《论隋代土地制度的政治与财政的关系》（《学术界》第1期）、 《论唐代土地买卖政策的发展变化》（《韩》）和《论唐代均田制下的土地买卖》（《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