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经由“州府取解”获得荐送资格后，乡贡举子便分别参加礼部明经、进士等科考试。如果考试失败，他们自然可以选择再次应试，这就必然涉及落第举子的“应试资格”是否需重新取得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全面认识唐代的分级考试制度，因而不容忽视。
    由于唐代士人崇尚进士科，造成目前所存“州府取解”材料大多属于“乡贡进士科”，故笔者暂以“乡贡进士取解”为例论述落第举子“再次取解”的存在，进而对这项制度存在的范围做一大致推测。
    宋人现存典籍中，较早涉及“再次取解”现象的为宋人钱易所撰《南部新书》：
    长安举子，自六月以后，落第者不出京，谓之“过夏”。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作新文章，谓之“夏课”。……七月后，投献新课，并于诸州府拔解，人为语曰：“槐花黄，举人忙。”⑨
    此处所述，前段本于中唐李肇《唐国史补》：“退而肄业谓之过夏，执业而出谓之夏课。”⑩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下篇》又援引之，并在“夏课”后注云：“亦谓之秋卷”。后段本于晚唐五代李绰所撰《秦中岁时记》，云：“进士下第，当年七月后，复献新文求拔解，故语曰‘槐花黄，举子忙’。”(11)
    顾名思义，“过夏”就是过夏天。我们知道，古人按夏历纪月，正月至三月为春季，四月至六月为夏季，七月已入秋。唐代进士科发榜时间，据现存材料，有正月的，有二月，也有三月的，通常情况则在二月(12)。“自六月以后，落第者不出京”的一层意思是：到六月，落第者尚未出京，自然是在长安过的夏天。此外，还有另一层意思是：落第者出京，应在六月前，此后便不出京了。这是为什么呢？唐代规定，州府荐送举子入京必须在十月左右完成，否则无资格参加随后的礼部试。古代交通不发达，边远举子往返京城与家乡两处，前后需几月。举子省试落第后，时间已将近春末，若打算再应次年科举，自然不会返乡，怕误了取解期限。除去交通因素外，举子不回乡取解而在长安“过夏”，还要考虑到京兆取解的特殊性。据《唐摭言·京兆府解送》所载：“神州解送，自开元、天宝之际，率以在上十人，谓之‘等第’，必求名实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倚而选之，或至浑化，不然，十得其七八。苟异于是，则往往牒贡院请落由。暨咸通、乾符，则为形势吞嚼，临制近，同及第，得之者互相夸诧，车服侈靡，不以为僭”(13)，可知京兆府取解者，往往意味着省试登第，京兆府的特殊取解地位因而凸显出来，这从现存“府解”资料多数是关于京兆府的就可得到证明。
    “过夏”的目的是为了“夏课”，因为是“作新文章”，也就称作“新课”，“新课”在入秋(七月)后投献，所以“亦谓之秋卷”(14)。“秋卷”的投献目的是什么呢？傅璇琮先生在比较“秋卷”和“行卷”的区别时说：“所谓秋卷，实际上并不是进士科举人在礼部试前投呈之作，而是士子为获取京兆府或州府的荐送而向名公贵仕呈纳诗文”，“这是不属于行卷的范围的”，“因为唐代的所谓行卷，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诗文向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呈献，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礼部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在这里，行卷者是州府试合格的举子，其目的是获得礼部试及格即进士登第，而求拔解则不过是获得举子资格的一种手段，二者是有区别的。”(15)“夏课”的目的既然指向州府取解，而且是发生在落第后，这是不是意味着需要“再次取解”才能应礼部试呢？显然，单凭此处的记载，我们还不能作出肯定回答。
    三
    首先，通过分析唐人部分礼部试诗和州府试诗，可以证明唐代落第举子“再次取解”制度的存在。
    据《登科记考补正》卷二三所考，郑谷登光启三年(887)进士第，其年礼部试诗题不详(16)。此前，郑谷多次应举，《文苑英华》卷一八三载其《奉诏涨曲江池》诗一首，原注云：“乾符丙申岁春。”乾符丙申，为乾符三年(876)，是年未第，所以此诗当是试而未第之作。《文苑英华》卷一八一又载其《京兆府试残月如新月》诗，据《唐摭言·置等第》所记：“乾符四年，崔淯为京兆尹，复置等第。差万年县尉公乘亿为试官。试‘火中寒暑退’赋，‘残月如新月’诗”(17)，可知此诗为乾符四年(877)京兆府所试。郑谷乾符三年参加进士考试，说明乾符二年秋他已取得州府解送资格，乾符四年又经由京兆府取解，说明乾符二年的州府解送资格已经失效。由此可知，落第举子确实需要“再次取解”才能赴礼部应试，即乡贡举子的应试资格是暂时性的，一次取解资格只适用于一次礼部科举。
    又据徐松所考，张籍登贞元十五年(799)进士第，其年礼部试《行不由径》诗，张籍诗存，《文苑英华》卷一八九收录(18)。《文苑英华》卷一八五另录张籍《反舌无声》诗，《张司业集》卷四、《全唐诗》卷三八四录此题上有“徐州试”三字。据孟二冬先生所考，“徐州试”当作“汴州试”，此诗为韩愈贞元十四年主持州府取解时所试(19)。可知，张籍于贞元十四年在汴州取得解送资格后，参加次年礼部科举，一举登第。《英华》卷一八六又载其省试诗《罔象得玄珠》一首，应作于贞元十四年前，为省试不第之作，那么张籍贞元十四年汴州取解的性质，同样属于落第举子的“再次取解”。
    其次，晚唐人李郃、卢肇的科举事迹也可佐证“再次取解”的存在。
    李郃应举经过，唐人李鄠《唐故贺州刺史李府君(郃)墓志铭并序》有详细记载：
    府君生五年，能念诗书。……廿七年，举进士。文压流辈，敌乞避路。再试京兆府，以殊等荐。会礼部题目有家讳，其日径出，主司留试不得。明年就试，主司考弟，擢居弟一。后应能直言极谏，天子读其策，诏在三等。时友生刘蕡对诏，尽所欲言，乞上放左右贵幸，复家人指役。……会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殁于贺州刺史宅，年卌五。(20)
    由会昌二年(842)享年四十五，推知李郃生年为公元798年。二十七岁初举进士不第，在穆宗长庆四年(824)。其后又说他“再试京兆府，以殊等荐”，知其进士不第后再次取解州府获得礼部进士科的参考资格。具体而言，“再试京兆府”在敬宗宝历元年(825)。礼部试一般在每年正月举行，则宝历二年(826)正月左右，李郃应试，因避讳，中途告退。其后所谓的“明年就试”，指的自然是公元827年，即文宗大和元年。而李郃恰为大和元年进士科状元，《登科记考》已列之，可相参证(21)。
    关于卢肇，《唐摭言》记载的两则材料值得注意：
    卢吉州肇，开成中，就江西解，为试官末送。肇有启谢曰：“巨鳌屃赑，首冠蓬山。”试官谓之曰：“某昨限以人数挤排，虽获申展，深惭名第奉凂，焉得翻有‘首冠蓬山’之谓？”肇曰：“必知明公垂问。大凡顽石处上，巨鳌戴之，岂非‘首冠’耶？”一座闻之大笑。(22)
    卢肇初举，先达或问所来，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举人耶？”肇曰：“袁州出举人，亦由沅江出龟甲，九肋者盖稀矣。”(23)
    卢肇为袁州人(今江西宜春)，故开成年间(836-840)就江西取解，所获名次居末：此为初次取解(“初举”)，已获礼部应试资格。又，《文苑英华》卷一八九载有卢肇《江陵府初试澄心如水》诗一首，性质为府试，知卢肇曾于江陵府取解，联系其江西取解事，此次自当为省试落第后的“再次取解”，目的是重新获取州府的解送资格。
    再次，五代官方奏敕中曾明确提及落第举子的“再取文解”和“免取文解”问题，由于五代制度多承袭唐代，这有助于对唐代科举制度的全面认识。
    据《册府元龟·贡举部》记载，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六月，中书门下曾就本年新及第进士所试诗赋的复审结果上奏帝王：
    今后举人，词赋属对并须要切，或有犯韵及诸杂违格，不得放及第。……其卢价等七人，望许令将来就试，仍放再取文解。……其郑朴许令将来就试，亦放取解。(24)
    据此奏文，卢价等七人诗赋多有违格处，应“不得放及第”，不过“许令将来就试，仍放再取文解”。所谓“再取文解”，指的正是举子落第后，若要再试礼部，必须重新取得解送资格。
    长兴三年(932)，明宗诏令废除“再取文解”制度：
    (长兴)三年正月诏曰：“贡举之人，辛勤颇甚，每年随计，终日食贫，须宽奖劝之门，俾释覊栖之叹。今后落第举人，所司已纳家状者，次年便付所司就试，并免再取文解。兼下纳文解之时，不在拘以三旬，但十月内到者，并与收受。”(25)
    鉴于举子每年应试奔波之苦，明宗建议自长兴三年的落第举子，无需“再取文解”，可直接参加次年礼部试。这实际证明了“再取文解”为此前的常规制度。
    后唐末帝清泰二年(935)九月，朝廷诏令恢复“再次取解”制度：
    (清泰二年)九月，礼部贡院言：“……长兴二年正月诏：‘每年落第举人，免取文解。’今欲依元格，诸科并再取解。以十月二十五日到省毕，违限不收。……其月，举人张洞而下，以去年落第人各于乡里取解，以试期近，来往不及，乞今年且徇旧例。”从之。来年即勒本州取解。(26)
    礼部原拟本年九月即恢复“再取文解”制度，但距十月下旬赴省的期限已近，张洞诸人(去年落第，今年予再试)临时回乡取解恐“来往不及”，故朝廷诏今年且“免取文解”，待来年则仍旧要“再取文解”。可见，短暂的废除后，“再取文解”制度从法令上得到再次确认。
    综上所论，五代时落第举子“再取文解”的制度，实承袭唐代而来，即“再次取解”实为唐五代科举中关于落第举子应试的一项常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