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那么，“再次取解”制度的实施，对于唐代科举系统有何实际意义呢？这可从州府取解人数上做一番分析。《唐摭言·会昌五年举格节文》，详细记录了晚唐会昌五年(845)政府对国子监以及各地所送乡贡明经、进士的人数，现节录于下：
    所送人数：其国子监明经，旧格每年送三百五十人，今请送三百人；进士，依旧格送三十人；其隶名明经，亦请送二百人；其宗正寺进士，送二十人；其东监、同、华、河中所送进士，不得过三十人，明经不得过五十人。其凤翔、山南西道、东道、荆南、鄂岳、湖南、郑滑、浙西、浙东、鄜坊、宣商、泾邠、江南、江西、淮南、西川、东川、陕虢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一十五人，明经不得过二十人。其河东、陈许、汴、涂泗、易定、齐德、魏博、泽潞、幽、孟、灵夏、淄青、郓曹、兖海、镇冀、麟胜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一十人，明经不得过十五人。金汝、盐丰、福建、黔府、桂府、岭南、安南、邕容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七人，明经不得过十人。(27)
    傅璇琮先生据此年举格所载学校与各州府所送人数，统计出“凡明经一千三百九十人，进士六百六十三人，总计为二千零五十三人”(28)，这个数字是会昌五年规定的上限，此前可能超过了这个数目，这样每年应进士、明经两科的人数约有二三千。以进士科而言，唐代取人远较宋代为少，平均每年也就录取二三十人。明经科录取人数大约是进士科的十倍，两者合加起来大约三百人，于是每年单这两科落第者就有二千多人。假设两科落第者不需要再次取解就有资格再次应试，那么第一年落第的二千多人再次应举，加上本年新由州府荐送的举子二三千人，那么这两科理论上可以应举人数将达到四五千人。依此类推，三年后，两科应礼部试的人员就会超过万人。显然，这是不现实的，它将造成长安物资的紧张(29)。另外，作为一项成熟的科举制度，它必须使每年应试长安的人数维持在一定规模上。于是，“再次取解”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因为，落第者必须再次取解，而州府取解人数每年是有限定的(和录取人数保持一定规格一样，州府取解人数也应维持一定数目上)，这样保证了每年有资格应试长安的人数是大体平衡的。
    虽然以上可以证明“再次取解”的材料限于进士科，但从“再次取解”对于科举系统的意义上来看，可以推测：乡贡的“再次取解”应该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其他科目经由州府取解参加中央考试而失败者，为参加其后的考试，可能同样需要再次获得荐送资格，即整个“州府取解”都可能存在“再次取解”情况(30)。这本该是唐代科举制度中的一项重要规定，令人遗憾的是，唐代相关典章中未能如五代那样保留下此类奏敕。
    五
    “再次取解”既然是唐五代科举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这一制度的存在始末，同样值得关注。限于材料，想完整描述它的发展和消亡过程，是极其困难的。笔者仅从其存在基础，尝试分析其消亡的可能原因。
    上述分析，我们已明确了“再次取解”的存在基础——“乡贡”，如果“乡贡”消失，那么“再次取解”自然随之消亡。所以第一个原因，可以从乡贡和生徒的互动来看。
    唐代举子“再次取解”的目的是为了取得荐送资格，即再次成为乡贡举人。如前所述，常科应试举子另有“生徒”一源，即官方在校学生，他们可经由学校系统之选拔，被荐送礼部应举。那么，落第举子是否能改从生徒荐送呢？据《唐会要·学校》记载：“开元二十一年(733)五月敕：诸州县学生，年二十五已下，八品九品子，若庶人生年二十一已下，通一经已上，及未通经，精神通悟，有文词史学者，每年铨量举选，所司简试，听入四门学，充俊士。即诸色人省试不第，情愿入学者，听。”(31)根据这条诏令，落第举子可以进入国子监所属的四门学，成绩优秀者可依次升入太学、国子学，最后经由选拔得到国子监荐送礼部科举的资格。可见，从制度上看，落第举子可避开“乡贡再次取解”一途。
    不过，相对“乡贡取解”而言，生徒荐送实际并无优势，原因大略有三。第一，开元、天宝后，尤其是经过安史之乱的破坏，官学教育处于衰颓状态，乡贡成为主要途径。虽然部分时候，学校教育重新得到重视，如武宗会昌五年(845)诏令，规定乡贡不得于京兆府、河南府取解，应由国子监解送(32)，但时局使然，官学的颓势已无法挽回。第二，官学的教学内容和进士科考试内容存在冲突。盛唐以后，尚文之风大行于世，以诗赋为主要内容的进士科取代明经科成为士子竞相应试之科目。然而，唐代官学的授课内容始终以儒家经学为主，已不能适应进士科需要，乡贡及第者远远超过生徒及第者，故举子竞趋州府取解，“重乡贡轻学校”愈演愈烈。第三，由学校荐送，需要经由一系列课试及选拔，如入学考试、旬试、升学试等(33)，考试次数之多和程序之繁琐甚至超过了乡贡取解。这些因素，使得落第举子热衷再次取解州府(34)。
    唐代“生徒”相对“乡贡”的劣势，使得“生徒”渐渐被纳入“乡贡”。不过，明清时期由于科举必由学校，官学教育与科举考试逐渐合一，使得这个趋势发生逆转(35)。当时考生必先考入府、州、县学为生员(秀才)，然后历经乡试、会试、殿试的三层选拔。此时的“乡试”大略近于唐宋的州府取解，不过明清乡试的参试人员按照规定为在学生员，和唐宋允许自学或私学出身的“乡贡”参试有异，可以说“乡贡”已被纳入“生徒”。“乡贡”举子既已变为生员举子，州府取解也成为另一系统的乡试，那么“再次取解”自然消亡。
    第二个原因是，伴随州府解送试转变成乡试，乡试及第者除去获得会试资格外，还能获得独立出身，有资格进入官僚队伍。“资格”既然已代表一种身份，那么不再如唐代那样是暂时的，因而“再次取解”也失去了存在意义。
    我们知道，唐宋应试举子经由州府取解，只是获得参礼部试的资格，并未获得出身，不被授予官资，还不能直接进入官僚阶层。到了元代，情况发生了变化。据《元史·选举志》所载，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正式将州府取解改称为“乡试”。其后又载乡试及第者参加会试落第后的相关待遇：
    若夫会试下第者，自延祐(1314-1320)创设之初，丞相怗木迭儿、阿散及平章李孟等奏：“下第举人，年七十以上者，与从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者，与教授；元有出身者，于应得资品上稍优加之；无出身者，与山长、学正。受省札，后举不为例。今有来迟而不及应试者，未曾区用。取旨。”帝曰：“依下第例恩之，勿著为格。”泰定元年(1324)三月，中书省臣奏：“下第举人，仁宗延祐间，命中书省各授教官之职，以慰其归。今当改元之初，恩泽宜溥。蒙古、色目人，年三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以下，与学正、山长。汉人、南人，年五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以下，与学正、山长。先有资品出身者，更优加之；不愿仕者，令备国子员。”(36)
    此段叙述，可以和《元史·仁宗纪》所载相参证：“(延祐二年)夏四月……辛丑，赐会试下第举人七十以上从七流官致仕，六十以上府、州教授，馀并授山长、学正，后勿援例。”(37)可见，从元代开始，乡试及第举子已经取得了独立出身，能被授予官职。
    进入明清，乡试及第者习称“举人”，有了一定之名，既取得了参加会试的一种资格(同于唐宋)，同时也取得出身，是一个独立的人才等次，这点同于元代。不过，元代乡试及第者一般仅担任学官，而明清举人可被任为推官、知县，其政治地位进一步得到提高(38)。至此，乡试及第者获得的不只是一种暂时的应试资格，更重要的是取得一种长期的身份地位。甚至在身份地位的影响下，所谓的应试资格也具有长期有效性了。从这个角度看，以取得新资格为目的的“再次取解”自然也就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从唐至清，历经千年，制度上的更迭本属自然，唐代乡贡举子的“再次取解”，便是在唐代特有的制度基础上产生的，随着这一基础的变化，“再次取解”消亡了，似乎历史掩盖了它曾经存在的事实。不过，当我们重新发现这一制度，并将它置于历史的全局中去把握时，却又得到更加明晰的认识。这就是历史的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