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他的晚年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了对人类学资料的广泛研究，这种研究导致了他在历史规律问题上的自我超越。在着手人类学研究之前，马克思关于历史规律的思想有着两条相伴而行的发展线索：一条是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角度去阐述社会发展的规律；另一条是从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的角度去揭示更加广阔复杂的人类历史总体进程的规律。如果说第一条线索曾经是制导着马克思进行社会研究的主线，那末到了人类学研究时期，则出现了主题的扩展和视角的转换，第一条线索的研究反过来被置于第二条线索的背景之下。从时间上来说，人类从脱离动物开始到文明社会的建立为止，其间经历了几百万年之久的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文明社会中物质生产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观点，不能类推到整个原始社会时期中去。在原始社会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人类自身的生产和血缘亲属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首要基础，而物质生产及由它所决定的经济关系，只是处于次要的从属地位。从空间上来说，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也是处于多样性的自然条件和历史境遇之下的。马克思通过对人类学的研究，具体地剖析了东方社会农村公社历史发展的特点，把《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定于西欧各国，反对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
    从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包含的丰富内容来看，我们可以推断出他关于历史规律观的主旨。无疑地，马克思当时还孕育着一个博大邃密的理论规划，打算以当时人类学研究的所有成果为基础，全面阐述原始社会的历史，如家庭婚姻关系，氏族部落组织，宗教道德传统，原始社会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发展，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关系的演变，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不同途径，等等。但是所有这些问题都离不开对人类历史发展最一般规律的深刻洞悉，各种思想的辐轃点很可能就是，社会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如何制约人类历史进程这一中心问题。正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劳·克拉德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对人类学的研究着眼于人类对自然界和社会条件的关系，对其动物祖先的关系，和对各个社会集团的历史差异。”“至于马克思心目中的基本问题在我们看来是人类史和自然史之间究竟保持什么样的关系。”（转引自《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1辑，第401页）笔者认为， 这一论断比较符合马克思晚年研究人类学的旨趣，也能够从马克思历史观发展的全过程去合理地解释他晚年何以要走向人类学研究的原委。
    共相：现代科学中提出的基本问题
    马克思关于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的基本观点及其深化历程，不仅给后人留下了富有启发力的思想酵母，更重要的是留下了面向科学新发现的重大事实的求实精神和自我超越的研究风范。在我们的时代，现代科学发展提出的一些有关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复杂关系的新问题，也要求我们以这种求实精神和研究风范去认真对待，以便从中吸取有助于拓展历史规律认识的新鲜知识和丰富信息。
    第一，就历史科学本身而言，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相互关系问题引起了本世纪历史学家的高度重视。例如，年鉴学派的一代宗师费·布罗代尔认为，人类同地球上的自然环境进行斗争的长期性和连续性，是长时段中最重要的现象，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受这种关系影响的日常生活及心态习惯等长时段现象，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人类群体或集体的历史（事态史）和传统意义上的历史（事件史），必须在这种深层结构中去加以揭示。“只有联系这种缓慢变动的历史背景，全部历史才能从它的基础上得到重新思考。只有面对这几乎静止的地心深处，历史时间的所有地层，成千上万的层次，成千上万的片断才构成可以理解的形式：它是所有一切的引力中心。”（费·布罗代尔：《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转引自刘昶《人心中的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6 页）在其名著《地中海世界》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两书中，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对于认识“总体历史”的至关重要作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第二，从人类学来看，以泰勒和摩尔根为代表的经典进化论，在经过怀特及其弟子的新进化论和斯图尔德的生态文化学的发展之后，出现了一个称做文化唯物主义的学术流派。文化唯物主义的创始人马文·哈里斯把生态环境、物质技术、劳作模式和人口生产等客位行为的整合称为“基础结构”，主张客位行为的基础结构决定上层建筑，并以这个决定的基本原则来解释一切社会文化现象。哈里斯指出：“基础结构是文化与自然界的主要相交处，是一个边界，在这个边界的另一边，支配人类行动的生态学的、化学的和物理的强制力与旨在克服或减缓这些强制力的主要的社会文化实践相互作用着。 ”（马文·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 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文化唯物主义的这一识见，比人类学中的技术决定论，抑或是文化相对主义，无疑要全面和正确得多，对于我们认识社会文化与自然界的辩证关系，也有一定的启发价值，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哈里斯拒斥辩证法，因而在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具体解释中常常背弃了相互作用的观点，而得出了一些过于简单化的片面绪论。
    第三，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接触的边缘地带，“一系列交叉学科方兴未艾，这些学科都从自身的维度探究着自然和社会的复杂关系。譬如，生态经济学提出了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维护如何协调，怎样在保障人类在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又较好地解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问题。人类社会生物学则希冀揭示基因遗传和社会文化协同进化的规律，并以此来解释人类行为的深刻机制。社会生态学把整个人类社会系统与作为自发展的完整系统的生物圈紧密联系起来，意欲从生态上确定人类活动的社会能动性的合理界限，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界的物质能量循环相适应的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生物圈的自我调节功能的恒久维系相适应的规律，以便寻求人类与自然界和睦相处共同进化的有效途径。
    第四，在涉及全球范围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相互关系的综合性学科，如环境科学、全球学、未来学等学科中，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引起全世界的普遍关注。所谓全球性问题，即是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全球范围的紧迫威胁，需要所有国家、民族和世界人民长时期的共同努力协同解决的问题。如怎样防止热核冲突和维护世界和平；实现人口增长、人口分布和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动态平衡；消除发展中国家的饥饿贫困；公平分配和节约地球上日渐匮乏的非再生性资源；合理地开发海洋深处和宇宙空间；有效地维护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等问题，显然都是近代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世界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社会因素与许多自然因素相互作用、综合发展的结果。不管在全球性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多少不同的流派和模型，但从整体性、长期性、一般性和根本性上看，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是最基本、最首要的全球性问题，不把握住这一问题的深刻本质，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现时代人类面临的许多复杂问题，甚至还会加剧当前的危机。
    现代科学的发展表明，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是我们时代的人类生活中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理应做出新的理论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