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以后编年体的发展，已有不少文章作过论述，但很少有人将这一发展与史学的普及联系起来。笔者认为，这对史书体裁、乃至整个史学史的研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缺憾。因为中国古代史学之所以闻名于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史学的普及，而编年体史书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在纪传体日益兴起并居主导地位的东汉以后，尤为突出。
    编年体与纪传体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种史书体裁。然而，二者不仅在编撰形式上有较大差别，在史学发展中所担当的角色也不相同：纪传史是专业性史书，读者主要是专业工作者和士大夫；编年史则具有更多的普及性，主要服务于一般的读者。可以说，中国古代大多数人的历史知识都是从编年类史书中获得的。
    一、纪传体的特点及其缺陷
    纪传体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史书，比较适合那些专门，或以很大精力从事史学研究的人阅读，而不适于一般人阅读。司马迁答壶遂问话时说，他是要通过“述故事，整齐其世传”来总结历史。《史记》所创立的体裁，确实做到类例精密，取材广泛，对史家，尤其是无缘接近国家档案资料的史家来说，无异是一座丰富的史料宝库。他们可以据此研究历史，还可从中取材撰写其他类型的史书。诚如梁启超所说：“司马迁《史记》自言‘藏之名山，传与其人’，盖将以供后世少数学者之读也”。甚至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史学的体系就是在纪传体史书的基础上完善起来的。从基本上反映了古代史学发展概况的古典图书目录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以《隋书经籍志》史部为例，其中的门类大多能在《史记》、《汉书》、《东观汉记》等纪传史中找到它们的渊源。如职官类源于《汉书》的《百官公卿表》和《后汉书》的《百官志》；刑法类源于《汉书》的《刑法志》；杂传类、杂史类源于《史记》等书的列传和类传；地理类源于《汉书》的《地理志》；霸史类（或伪史类）源于《东观汉记》的《载记》；簿录类（或目录类）源于《汉书》的《艺文志》等等。其实，这一情况清代学者就已察觉到了。《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序》曾明言：
    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纪传体），大纲也。次曰编年、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也。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
    由于纪传史所具有的专业性质，后来围绕这一体裁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就非常合乎逻辑了。例如唐代以后私家修撰纪传史的人急剧减少，过去一般都将原因归结于史馆的建立，并对此深表不满。殊不知，唐代建史馆，集中大量人力物力来修史，正是顺应了纪传体本身的需要，只有依靠国家的力量，才能使纪传体史书蕴含的内容不断充实起来。唐宋时期，一部正史的完成大约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起居注--日历--实录--国史--异代官修正史。显然，这种积累、筛选史料，编撰史书的方法，私家是根本做不到的。
    而且，纪传体在中国古代还受到统治者的特别尊崇，自东汉起，便被作为编撰国史的体裁，此后历代相沿不变。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在中国古代王朝屡屡更迭的情况下，统治者形成了一种习惯，每逢新的王朝在以武力夺取政权之后，还要从政治思想等方面对前朝来一个彻底的清算。其目的，一方面为自己寻求借鉴，另一方面借此证明前朝灭亡与本朝兴起的合法性。纪传史包括范围广，有关政治、经济、文化、人物等情况都能在书中反映出来，正是达到这一清算目的的绝好手段。《史记》之后，纪传史由通史演变为断代史，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在于此。
    （二）纪传史以记述人物为主，统治者可以此为工具，加强对臣下的控制。唐朝宰相韦安石对此就曾一语破的，他说：“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①其实，所谓“史官兼制生死”是假，皇帝、权贵“兼制生死”才是真。因为各代所修国史，执笔者虽为史官，但他们都要秉承最高统治者的意旨行事。
    （三）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者普遍具有好大喜功的特点。这一点在学术文化方面的重要表现就是由朝廷，甚至皇帝亲自出面，组织学者编撰大规模的书籍，借此博取“稽古右文”的美名，并粉饰太平，宣扬“盛世”。像宋代修《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明代修《永乐大典》，清代修《续三通》、《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纪传体史书内容丰富、体制宏大，自然也迎合了统治者好大喜功的心理。事实上，纪传体国史的修撰，即已开了大规模修书的先河。
    总之，纪传体史书内容丰富，叙事详赡，非常适合史家的需要。然而，它对普通读者来说，却不是一种理想的体裁。因为一般人读史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历史发展概况。如果人们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后，对历史的进程还理不出一个清楚的头绪，这种史书的效果就不能令人满意了。对纪传体这方面的缺点前人议论很多，其中清代学者章学诚的一段话说得最为确切：
    一朝大事，不过数端，纪传各编动逾百十，不特传文互涉，抑且表志载记，无不牵连。逐篇散注，不过便人随处依检。至于大纲要领，观者茫然。盖史至纪传而义例愈精，文章愈富，而于史之宗要，愈难追求。观者久已患之。……纪传之书，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②
    章氏认为，纪传体的长处是容量广阔，便于分类归纳，短处是难以反映出历史演进的大势。再有，一般人了解历史是为了应用，即所谓借鉴，其范围主要局限在当时社会所规定的政治，道德标准方面。纪传史这方面的内容虽然很多（大大超过编年体史书），但却分散在包罗万象的记述之中，重点反而不突出。
    再者，纪传体卷帙繁多，刊行不易，影响流传，这对人数众多的一般读者来说，也是不利的。例如宋代，纸张早已普及，印刷术也有了较大进步，刊印前代正史的工作却也颇费周折。据清代学者王鸣盛考证，“大约《史》、《汉》、《三国》备于晋初。晋及南北朝皆定于唐太宗，高宗之世而书犹深藏广内，既无刻板，流布人间者甚少，故学者所习三史、《三国》而止。直至宋仁宗天圣二年方出禁中所藏《隋书》，付崇文院雕板。嘉祐六年，并梁、陈等史次第校刻，其工盖至英宗方粗就。……而颁行则直至徽宗时矣。”③在科技文化相当发展的宋代，以朝廷之力，刊行《隋书》以下诸史，即长达八十年之久，足证纪传体史书传播之不易。
    综上所述，纪传体对一般读者来说，不是一种理想的史书体裁。但纪传体却深受史家的欢迎，并得到封建统治者的青睐，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一种史书编撰形式。这样，问题就产生了：在众多的史书读者中，史家终归是少数，仅依靠专业性很强的纪传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纪传体问世不久，史家对此便有所察觉。他们认识到，在纪传体史书不断完善的同时，文约义博“有便于用”的普及性史书也是不可缺少的。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满足社会的需要。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东汉末年以后，编年体又受到人们的重视而重新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