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编年体在普及历史知识上的优势
    编年体，按年月日的顺序记载历史事迹，从其特点来看，弥补纪传体的缺陷，编撰供常人阅览的史书确实很合适。
    首先，编年体是一种最简单、最接近历史发展形式的记事方式，从中很容易看出事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因此编年体史书最便于人们回顾历史，熟悉历史。
    其次，编年体以时间为中心，又以记事为主，避免了纪传体叙事分散、重复的现象。同时，由于编年体体制上的限制和习惯作法，它主要记录有关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大事，这就使它的篇幅更加紧凑。例如荀悦在编撰《汉纪》时便提出，要选择有关“祖宗功勋，先帝事业，国家纲纪，天地灾异，功臣名贤，奇策善言，殊德异行”之事，作为本书叙述的内容。④司马光也是如此，他在《资治通鉴进书表》中说：“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取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以上因素使编年史具有了政治史的特点。中国古代，由于时代的局限，人们对历史的观察和理解，基本上停留在政治方面。在以历史为借鉴时，大多注意的是“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的政治事件。所以，在他们看来，仅记重大事件的编年史反倒重点突出，切于实用。
    编年史突出政治方面的内容，还符合封建统治者政治上的需要。对此，古代学者就曾指出过。如唐代史家萧颖士论二体之优劣时说：“马班之书文复而杂，体漫而殊，事同举措，言殊卷帙。首末不足以振纲维，支条适足以助繁乱，笔削之文废矣。仆不揆，欲依鲁史编年，著历代通典，综《三传》之能事，标一字以举凡，扶孔左而中兴”。⑤唐代另一史家柳冕也说：“求圣人之道，在求圣人之心，求圣人之心，在求圣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贬是也，而迁舍之”。⑥南宋目录学家晁公武阐述的更加清楚，他说：“若编年、纪传则各有所长，殆未易以优劣论。虽然，编年所载，于一国治乱之事为详；纪传所载，于一人善恶之迹为详，用此言之，编年似优”。⑦晁氏所言，基本上代表了宋元以下编年史家的看法。
    在谈到编年体的特点时，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即史书体裁与通史的关系。事实证明，“通史之体，宜编年而不宜纪传”。⑧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古今的通史著作性质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就是通史大多具有提要勾玄，以供人浏览的特点，因此通史叙事一般比较简要，这与断代史不同。以今日来说，普通人要想学习历史，了解历史情况，比较实际的方法就是去读通史类著作，而不是去读一部部篇幅繁多的断代史。古代史书也是如此，纪传体体制庞杂，以其撰断代史规模已很可观，如成通史，其篇幅之巨就可想而知了。况且各代都有纪传体正史，再作纪传之通史就难免重复。这正如刘知几所云，“《通史》以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⑨南宋史学家郑樵号称博学，却未能领悟其中的道理，致其《通志》重蹈了前人的覆辙。相反，编年体叙事简要，便于裁剪的特点在编撰通史时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像《资治通鉴》、《通鉴纲目》、《纲鉴易知录》等通史著作能够取得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此。当然，这也是编年体受广大读者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东汉以后编年体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体裁与史学的普及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它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次复兴、相对停滞、第二次复兴。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编年体的发展
    东汉末年至南北朝是编年体复兴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汉纪》又是其中的创始之作。
    史载，汉献帝雅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秘书监、给事中荀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荀悦奉诏后，便“约集旧书”，将西汉一代有关“祖宗功勋，先帝事业，国家纲纪，天地灾异，功臣名贤，奇策善言，殊德异行”⑩之事排比编纂，撰成此书。
    荀悦撰《汉纪》的具体方法是，以《汉书》本纪为纲，摘取列传、表、志之文，按其年月先后，散入本纪各年之下。对那些无年可考或不便分散于年月之下的史事，则以类相从，附见于他事。这在编年体史书的编写上是一个创举。另外，荀悦用编年体撰述断代史，也为后世编年体的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汉纪》是纪传体产生近三百年后的第一部编年史。此前，史坛中纪传体一花独放，影响了历史知识的传播和史学的普及。所以叙事简要的断代史《汉纪》问世后，编年体立即受到人们的重视。史家起而效之，遂使编年史的创作形成了空前的高潮。刘知几曾说：“然则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故晋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纪；《宋书》有徐、沈，而分为裴《略》。各有其美，并行于世”。（11）就是对汉魏南北朝时期编年体发展盛况的真实写照。
    为更好地说明问题，仅以《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可以确定的编年史、纪传史作一比较。以史书叙述的内容为准：东汉时期的编年体史书有七部，纪传体史书有十一部。三国时期的编年体史书有五部，纪传体史书有四部。两晋时期的编年体史书有十三部，纪传体史书有十部。南北朝时期的编年体史书有二十二部，纪传体史书有十六部。从统计数字看，编年史并不逊于纪传史，有些朝代甚至还超过了纪传史。这一时期，编年史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除自身的特点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