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纪传体史书的繁荣为编年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编年体起源很早，但内容丰富，叙事详赡的纪传体问世后，便被人们冷落了。从这一点来看，编年体的主要缺陷，或者说被纪传体所取代的一个原因，就是记事简略。然而，当荀悦将叙事详赡的纪传体《汉书》改编成编年体《汉纪》后，则“历代褒之，有逾本传”； （12）梁代史学家沈约撰纪传体《宋书》，裴子野删为编年体《宋略》，“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为上，沈《书》次之”。（13）对于编年体的同一特徵，在纪传体产生的前后，人们的评价截然不同，其中的原因何在呢？原来，纪传体开创之前，编年体是唯一比较正规和常用的史书体裁。它虽然便于阅读和流传，却担当不了总结历史的重任，满足不了史家研究历史的需要。而在纪传体史书繁荣起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时，编年体所不能承担的任务，可以由纪传体来完成，它服务的对象也更多地集中到一般读者身上。所以它的叙事简略、体例单一，就不再成其为缺点了。史家以及想详细了解历史情况的士人尽可去读纪传史，荀悦所谓“省略易习，无妨本书”（14）正是就此而言的。从这里我们得到一个启示：中国古代的各种史书体裁（尤其是编年、纪传二体）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各自的一些长处往往是以另外一种史书体裁的存在而成立的。尽善尽美，可以独自满足社会各方面需要的史书编撰形式是不存在的。以往人们在评价史书体裁的优劣得失时，经常忽视了这一点。
    纪传体对编年体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还有另外一个表现。自东汉时期朝廷组织学者编撰《东观汉记》起，纪传体就成为国史的体裁。历代王朝围绕国史的修撰，在人力、物力、史料的搜集、整理上都花费了很大力量，由此而成的纪传体国史，大都内容丰富、史料翔实。这就为编年史的修撰创造了有利条件，史家可以方便地将其改撰为编年史。
    其次，这一时期的编年史在编纂水平上有所提高。主要表现除前面曾提到过的外，就是在史法上有了创新。荀悦编撰《汉纪》时明确指出：“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能备矣”。他又说：“凡《汉纪》有法式焉，有监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条谋焉，有诡说焉，有术艺焉，有文章焉”。（15）晋人邓粲著《晋纪》，在史法上也有创建。《文心雕龙·史传篇》说：“《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荀悦、邓粲所创立的“五志”、“十六例”和“条例”的史学方法，在叙事、年代、排列等方面，比先秦时期的编年史更系统、更完整。而且，使史学为政治服务的色彩也更加浓厚了。这些无疑都是促进编年体发展的积极因素。
    再次，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争频繁，统治者无暇对史学进行太多的干预。这在客观上为私家撰史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而编年史正是适合私家著述的一种史书体裁。这一时期之所以出现编年、纪传二体并行，“角力争先”的生动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私家撰史活动的蓬勃开展。
    四、隋唐五代时期编年体不振的原因
    隋唐五代是编年体发展相对停滞的时期。这时，在统治者的干预下，纪传体的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编年体则一蹶不振。其中的原因，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隋唐是继两汉之后又一个统一、繁荣的历史时期。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地位，一方面不得不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在政策上照顾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豪门势力，并在土地赋税制度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以减轻农民的负担，促进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统治者又逐渐从政治思想，文化学术上加强了控制。隋文帝开皇十三年五月“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16）便是这一政策在史学上的反映。由于隋王朝的短命，统治者对史学干预的结果尚不明显，到了唐代，这一点就看得十分清楚了。
    唐初，统治者为适应政治上全国统一的巨大事功，有助于统治阶级思想的统一，在文化学术上实行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首先，令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重整了东汉、魏晋南北朝历代相沿的经学。其次，正式设立史馆，完善了官修史书的制度。令魏征、房玄龄等人修五代史和新《晋书》。随后又通过《隋书经籍志》的修定，确立了纪传体为正史体裁的独尊地位。我们虽找不出唐代统治者明令禁止私人修史的证据，但从当时执行的政策来看，要想恢复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撰史活动蓬勃开展的局面，是根本不可能的。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体现在科举制度上。
    唐代在用人方面实行科举，通过明经、进士等常科和各种名目的制科考试，选取官吏。这就在文人面前展开了比较宽广的出路，激发了他们对功名利禄的幻想。要入仕就要参加科举，参加科举就要按照朝廷颁行的官书去应试。这样，人们还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去顾及史学，编撰史书呢？
    再有，唐初在定纪传体为正史体裁的同时，还以近似颁行的方法来突出《史记》、《汉书》等史书的地位。如唐科举考试中有史科，“凡史科，每史问大义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视五经、三传，有出身及前资官视学究一经。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皆通者奖擢之”。（17）另外，在唐初重要的典籍《群书治要》中，也只收入了前四史和新《晋书》的篇章。这些，都无形中抬高了纪传史的地位，使热心于编年史的读者和著者愈来愈少。
    前面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史书编撰中之所以出现二体“角力争先”，各种史书层出不穷的繁荣局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在学术上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私人撰史活动不曾受到什么限制。私家撰史活动的蓬勃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官撰史书的不足，使史书的编撰与社会的需求呈现出比较协调的关系。隋唐时期则正好相反，在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下，不仅史书的编撰受到限制，许多过去的史书也逐渐散失了，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十八家晋史”。唐初统治者的上述作法最终导致了编年史的衰落。清人浦起龙对此评论道：“唐初重修《晋书》，遂为行本，自此本定而晋缺编年矣，故一体单行。……上起三国，下终五季，弃编年而行纪传。史体偏缺者五百余年。至司马光始有《通鉴》之作，而后史家二体到今两行。坠绪复续，厥功伟哉！”（18）
    浦起龙所言并非夸张，查隋唐时期的书目就可以发现，当时编年体著作确实很少，而且质量不高，未出现什么名著，因此流传的范围有限，没过多久便都成为有录无书的亡佚之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