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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以后编年体的发展与史学的普及(4)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史学史研究》 徐蜀 参加讨论

五、宋以后编年体的勃兴及章衡、司马光的贡献
    北宋以后编年体再度复兴,并逐渐达到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编年体的发展,是以人们对隋唐以来纪传“一体单行”的弊端进行激烈的抨击而拉开序幕的。
    (前面曾经提到,)隋唐时期不仅新的编年史不多,过去的也大多亡佚。到宋初修定《崇文总目》时,史部编年类中就只能见到前后《汉纪》、《三十国春秋》等几部书了。人们要想了解历史,只有去读历代正史。这就给历史知识的传播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同时也给史学的应用和发展带来了危机。
    以北宋时期为例,当时前代正史已有“十七史”之称,总数超过一千五百卷。即使身居大都通衢的文人学者,面对如此浩繁的书山字海,也只有兴叹而已。其结果正如刘恕所说,“司马迁始撰本纪、年表、八书、世家、列传之目,史臣相续,谓之正史。本朝去古益远,书益烦杂,学者牵于属文,专尚《西汉书》,博者乃及《史记》、《东汉书》。而近代士颇知《唐书》,自三国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识。承平日久,人愈怠惰,庄子文简而义明,玄言虚诞而似理,功省易习,陋儒莫不尚之。史学浸微矣”。(19)刘恕将纪传史遭受冷遇的原因归于“承平日久,人愈怠惰”,虽欠允当,但所举之例则确有其事。就以著名学者司马光来说,初亦“惟得《高氏小史》读之,自宋至隋正史并《南北史》或未尝得见,或读之不熟,”“因修南北朝通鉴方得细观”。(20)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纪传史传播之不易和不受读者的欢迎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司马光深恐其灭绝。所以他在给刘恕的信中忧心忡忡地说:“今国家虽校定摹印正史,天下人家共能有几本,久远必不传于世。……以此欲告道原存录其律历、礼乐、职官、地理、食货、刑法之大要耳。”(21)
    时至明清,纪传史的境遇更是每况愈下。清初邵远平说:“近世后生小儒日趋卤莽,有叩以廿一史名而指不能屈。间有一二读书嗜古亦盲腐焉,止耳扶风焉,求其能读《后汉》、《三国》、《五代》者,盖什佰一焉。能读《新唐书》者,百未必一。至宋、辽、金诸史,尘束高阁,直可蜡以覆车。原其所以,虽由帖括之学日陋,空巯剽窃,士不知古,而亦以诸史卷帙繁重,浩如烟海,购既不易,读之益难。史学榛芜,职是之故”。(22)
    综上所述,隋唐以来史书编撰的趋势不利于史学的普及和应用,阻碍了史学的发展。要想扭转这种状况,就必须对史书的编撰进行改革,打破一体单行的被动局面。那么,又如何去改革呢?从当时的客观条件来看,最好的办法就是重新在编年体上去作文章。因此,北宋以后在史学领域中又出现了第二次,而且是规模更大的一次编年体复兴运动。
    编年史具有叙事简要的优点,早已为实践所证明,尤其在纪传史积累日多的情况下,这一优点就显得更加可贵。这是北宋以后编年史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即这种体裁更合乎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的需要。欲阐明这个问题,还要从北宋王朝的建立,以及建立后在政治上采取的某些措施说起。
    赵宋王朝是经历了唐末五代动乱之后建立起来的。自唐朝中期藩镇割据开始,封建皇权便受到了蔑视,五代时期更有甚者,在短短的五十三年间,易五姓十二君,亡国被杀者八。为夺帝位,子可杀父,臣可弑君,一般的士大夫也毫不顾及礼义廉耻,虽“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不顾其存亡,恬然以苟生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为荣”。(23)
    有鉴于此,北宋王朝建立后,便厉行集权,加强朝廷的统治力量。同时,统治者意识到,要想彻底消除前代弊病,使赵家天下长治久安,还必须重整纲常。为此,统治者和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以儒学为核心,糅合进佛道思想,使之更富于思辨的色彩和理论的内容,从而建立起一个新的思想体系--理学。
    理学是统治阶级为伦理纲常制造的一个哲学根据,它的建立对其他各门学科,尤其是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的史学,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北宋时期在史学领域中掀起的编年史复兴运动,与理学的宗旨恰恰不谋而合。清末学者刘咸炘在评价宋代史学时曾说:“宋人之于史有通病焉,数言可以尽之。盖高言《尚书》、《周官》、《春秋》、《左氏》而不明于马、班。于《尚书》又惟知训戒,于《春秋》又惟求褒贬。其治史则重议论而轻考索,于史迹则重朝代之兴亡而忽风俗之变迁。于史体则好编年之严而昧纪传之广”。(24)刘氏所言虽不无偏颇之处,却道出了宋史学厄于经家义理之说的特点,还指出了“知训戒”、“求褒贬”、“重议论”与编年体的内在联系。编年体叙事简要,侧重政治,便于议论,用它来知训戒,求褒贬,当然再合适不过了。编年体的始祖《春秋》又是专讲“尊王”和“大一统”的,这不仅与理学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相同,还与明代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专制主义日益强化的特点具有一致性。因此,尽管清代学风与宋明时期大不一样,但编年史的地位却有增无减。例如清代修定的《明史艺文志》便将纪传、编年同归于正史类。乾隆年间,四库馆臣更明言:“编年、纪传均正史也。其不列于正史者,以班马旧裁,历朝继作,编年一体则或有或无,不能使时代相续,故姑置焉,无他义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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