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阶段中国考古学面临的问题
    中国人的科学考古，当从1926年李济发掘西阴村算起，至今整整70年。以这年为基点，5年前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unnar Andersson）发掘仰韶村，创造中国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的概念；3年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小屯展开大规模、有计划的殷墟发掘，揭露3000多年前的王都。总而言之，20世纪的2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科学考古发轫的时代。
    启动中国考古列车的安特生和李济，他们的学术背景皆非考古。安特生专长地质学，故仰韶发掘的层位以距离地表深度机械地划分，缺乏考古学的层位概念（Andersson,1947）。李济研习人类学，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People）副标题作“一个人类学的探讨”；虽然那时他的眼光已触及考古学领域（李济，1992；《选集》7页），但与西方考古专业到底有些区隔。借用张光直的话说，他不是以一个狭隘的考古专家的地位出现的（张光直，1988b）。这两位考古开拓者的学术背景虽非严格意义的考古学，但地质学与人类学皆与考古学紧密相关，加以他们的出身和学历、经历，对尔后中国考古学的走向应有所影响。中国虽然有将近千年的金石学传统，但20世纪初发展出来的考古学却是一条崭新的西方之路，这从当时领导人物的背景来看，毋宁是极其自然的事；不过我们还是要从中国考古学萌芽滋长的学术环境，从李济所服务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新史学的发皇地的学风，以及该所创办人傅斯年的学术思想来综合分析才可能贴切。这些问题下节将有所论述，这里先说考古学。
    在欧洲，近代意义的考古学之开放，首推1800～1840年丹麦发生的古物学革命，C.J.Thomsen提出石器、青铜和铁器的三期说，J.J.A.Wo-rsaae从地层加以证实，Seven Nilsson透过比较，归纳出人类四期进展的生存模式：蒙昧、畜牧或游牧、农业和文明。1840年以后石、铜、铁三期说推广到全欧，像一道清光照亮幽暗的史前世界，近代考古学于焉诞生（Daniel,1978,38～56、77页）。其后西方考古学随着大学术环境的激荡，虽有进化论派、文化历史学派和功能学派等差异（参Trigger,1989），但在所谓“新考古学”（New Archaeology or Processual Ar-chaeology）看来都有其一致性，统统归入“传统考古学”之列。所谓新考古学是60年代美国的突起异军，其领袖Lewis Binford承袭Walter T-aylor在40年代对考古学的批判，而揭橥新方法与新目标，强调生态研究，把考古学材料作系统关联性的解释，效法人类学，以成为人类学做为考古学的终极目的（Binford,1962）。基本上他们认为传统考古学着重特定时空的文化特质，具有历史学倾向，重视个别性超过普遍性，故难以对人类行为提供普遍的原因和法则；而今他们要探讨社会文化体系和文化过程，解释人类行为。如果考古学还和历史有一点关连，那只不过因为它所研究的对象是存在于过去而已。于是考古学遂告别历史，转而拥抱人类学，这在西方考古学史上，遂称作“考古学革命”（Martin,1971）。
    中国科学考古虽然可以分出几个阶段，使用的方法和关注的问题是有发展的，不过就与历史学关系的密切程度来说，从20至80年代，甚至到现在，基调大体一致。在新考古学思潮传入中国以后，号称“黄金时代”的中国考古学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1984）也重复60年代西方发生过的历史，产生“新”“旧”的分歧，中国考古学遂面临严峻的理论与方法的挑战。大体而言，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国考古学界新旧杂陈，处在矛盾中，尤其年轻考古工作者普遍引起苦恼（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编委会，1995,43页），而领导的一代对新考古学也出现倡导和批判两种截然的态度（俞伟超、张爱冰，1992；张忠培，1993、1994,143～149页）。
    西方学术传统重视创新，但往往喜欢把过去的“旧”推到极端，强调与自己的差异，以增显自己的特点。新考古学是不是真那么新（Dan-iel,1981,178页），传统考古学是不是那么陈旧不堪？60年代当时似无疑义的问题，二三十年后的看法却不同。譬如Gordon Childe，应该是所谓传统考古学的代表了，但根据新近的研究，新考古学所标榜的鹄的--通则化，也正是Childe要做而且已经做的工作（Renfrew,1994）；甚至有的学者认为新考古学和后新考古学（post-processual archaeology）的争论，都可以从Childe的研究获得启发（Trigger,1994）。80年代末至90年代被美国新考古学所震撼、所感动的中国考古工作者，有些人也难免犯了西方极端化的毛病，就像张忠培批评的，把新考古学描绘成巨人的时候，先得把传统考古学打入小人国（张忠培，1994,145页）。但提倡新考古学最力，也许也是最有影响的俞伟超并不否定所谓传统考古学的看家本领：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甚至可以说他还是以这两根支柱来架构中国“新考古学”的理论的（俞伟超，1996），俞氏想要努力的是如何透过实物资料来了解历史的原貌，所使用的方法便有见仁见智的差别。
    作为一个中国考古学者，面对这种分歧的学风的确两难，是要继续当一个具有“历史癖”的考古家呢，还是断然易帜，投奔人类学阵营，或是寻找独立自主的第三条路？解铃还是系铃人，问题出自Binford，我们还是从他检查起。Binford那篇革命宣言《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Archaeology as Authropology"）开宗明义所引Willey和Phillips的话，其实有清楚的范围，他们说：“美国考古学是人类学，此外什么也不是”（American archaeology is anthropology or it is nothing）。虽然美国考古学的方法、理论源自旧大陆，不过就历史的延续性和古今连属的文献来说，Willey等人不能不承认美国无法与欧洲、中东、亚洲的考古相提并论（Willey and Phillips 1958,viii）。所以应该变成人类学的考古学，是像美国那种没有历史文献只有民族志的地方，但换到B-inford的手中，无限推广，“美国考古学”只剩下“考古学”，而“我们作为考古家”者就是要在“我们的园地扛起完成人类学目标的重责大任”（Binford,1962）。
    在我看来，资料可以规范学术的性质，自然与人文的大分野且不说，即使在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内，虽同样以人或人群做为探讨的对象，不同资料可能造就五花八门的学科，范围缩小到考古学也是不同样的道理。一般讨论考古学方法论都离不开资料、技术、方法和理论4个重要概念，诚如张光直所说，资料是研究历史的客观基础，技术是取得资料的手段，方法是研究资料的手段，理论是研究人类历史的规律性认识的总结（张光直，1988a,61页）。然而对于“人类历史的规律性认识”也是以资料做基础的，所以考古因资料之不同自然产生不同的技术、方法和理论，于是形成不同的考古学。美国考古的资料性质，至少在历史延续性方面不同于中国，中国考古学借他山之石以攻自己之错时，岂可毫无别择地照单全收？下文我们在新考古学和传统考古学之间有所取舍去就，基于资料规范学术性质即是一项重要的考虑。
    学术发展往往有其传统，不论批评或继承，皆有特定对象和特定义涵，异地移植，同样名词的指涉或内容并不一律，这就像越淮两种的橘，其实已是枳了。美国新考古家所批判的传统考古学，大部分对象是西方的文化历史考古学（Culture-historical archaeology），而中国提倡新考古学的人，批判对象之一也是中国考古学的历史性。这两方面的“历史”是否雷同？不能不分辨。在中国，20世纪以来的历史学急遽转变，亦有学派和阶段的差异，不能简化为“中国历史学”，更不能混淆地称作“传统史学”。这个划分认识不清，即使睥睨Binford “教主”的人（张光直1994;1995,132页）也难免走Binford的老路，把历史学当作“旧”，西方传来的考古学当作“新”，而号召中国考古学家脱离“传统史学”的窠臼，投入人类学的阵营（张光直1981;1992;1995a,1～24页）。俞伟超不否定考古学重建历史的功能与任务，但对历史学的理解也同样定位在传统的史学（俞伟超，1996,56、62页）。这是由于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尤其是傅斯年所倡导的新史学的陌生而造成的误解。
    尽管60年代兴起的新考古学在欧美已经过时，但他们提出的考古新路径以及后来风起云涌的更新的各种考古学派，如象征、结构或批判等考古学（Trigger,1992,339页），在中国恐怕还没过去。它们留给中国考古家的问题依然是：中国考古学应该是“历史的”还是“人类学的”，或者其他的方式？这个困扰当从20世纪中国新史学（不是所谓的传统史学）与考古学的交涉情形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