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语
    60年代初期，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李济领导下开始编撰《中国上古史》，“编辑缘起”说：近代的田野考古学为中国新史学奠定稳固的基础，开辟建设的资源（中国上古史编辑委员会，1972）。而今在20世纪即将结束、中国考古度过70春秋之时，这门学问已累积庞大的资料，号称是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中国社科院考古所，1984），满怀自信，前程似锦。但资料不等于学术，如果没有方法学或理论的贡献，是不能成其为学术的。因此也有考古家对于中国考古学是否进入黄金时代抱着保留的态度，号召同志，学习西方考古学的新成果。任何学问若要维持不断的创造力，往往要靠外来刺激，或注入新的生命，所以提倡新考古学的俞伟超无疑有其一定的贡献（俞伟超，1991）。不过“黄金时代”这顶桂冠是不是要等到中国“传统”考古学汲取了新考古学的“合理内核”（俞伟超，1989）才能戴呢？恐怕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本文分析70年来中国考古学的传统，说明它虽一向以历史学为基调，但不能完全抄袭美国新考古学派批评西方传统考古的论调，把它理解为文化历史学派。自中国考古学萌芽之际，研究的方法和资取的工具已含有后来美国新考古学的要求，这是因为中国考古学的史学性格是20世纪引入并且发扬的新史学，不是中国的传统史学。有些考古家不明此理，也仿效美国新考古学家的呼吁，宁近人类学，而远离史学，遂产生另一种混淆。
    考古家“应该”当个人类学家，还是历史家？虽是西方的问题，但给中国年轻考古工作者带来相当的困扰。人类学家研究的对象是人或人群，新历史家亦然，但与传统史学的“英雄式”个人有差别，所以在新史学脉络中发展出来的中国考古学，以对象而言，其实无历史学或人类学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