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建过程中对外来思潮的回应
    傅斯年矢志把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统移到中国，不论吸收的人才或交往的学者，都是通达学术行情，占据世界学术主流的人物。他倡导的治学态度是留心世界学术思潮，对这些思潮作出回应，但又坚持走自己的路，不轻易盲从。史语所的中国考古学便在这种气氛中逐渐茁壮的。
    当史语所创立之时，欧美考古学流行的思潮是文化历史考古学（cu-lture-historical archaeology），目的在重建过去的生活，对于文化来源和发展的解释，采取1880年以后的传播论，而不是更早流行的进化论。也就是说，他们相信文化动力受自外来更甚于发乎内在的因素（参Trigger,1989,104～206页）。就文化历史学派而言，考古学整合入庞大的历史学，与傅斯年新史学的宗旨正不谋而合；但从当时世界主流的传播论来说，中国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的余绪，则非傅斯年、李济等人所能接受，至少在民族感情上如此。其实文化历史学派的研究取向就像民族主义史学一样，有可能造成民族主义考古学（Trigger,1989,174页），不过由于傅、李笃信科学，而且强调客观的治学态度，他们既不愿诉诸情绪以哗众取宠，又想据理服人以进军世界学术主流，这条自己的路走起来便倍觉艰辛。
    世界古文明不论像Glyn Daniel 所分的六区或像Henri Frankfort分的三区，夏鼐指出只有中国这一区成为传播论派和独立演化论派争论的交锋点（夏鼐，1986,85页）。当1921年春天安特生在仰韶村南的深沟发现细致的彩陶竟然跟石器一起出现，他无法解释，备感沮丧。等他回到北平地质调查所，查阅Raphael Pumpelley 在中亚Ashkhaba附近之绿洲Anau 的发掘报告Explorations in Turkestan expedition of 1904,Prehistoric civilizations of Anau，遂有所体会，同年秋天再赴仰韶村从事系统发掘（Andersson 1947,1～4页），于是提出仰韶彩陶西来之说。安特生比较仰韶与Anau 和乌克兰Tripolje 的彩陶，采取英国考古家Hobson等人的断代，认定河南彩陶是西方的彩陶经草原带东传而来的（Andersson,1923,34～40页）。安特生的说法，尤其关于西方彩陶的考古发现，很快获得T.J.Arne的补充（1925）。根据Arne的研究，自Anau以西，经外高加索（Transcaucasia）、伊朗西南Elam地区的Susa、Tepe Mussian ，两河流域下游的Abu Shahrain，至Tripolje这一横贯东西的路线上，另外伊朗南方的Baluchistan和印度的Deccan等都有彩陶发现。这些遗址加上1923～1924年安特生在甘肃的发掘调查，一幅洋洋大观的东西彩陶分布图就出现了（参Childe,1926,176页）。
    Arne 比较陶器的色致、形式和纹饰，断定仰韶彩陶与Anau一、二期同时（1925）。Anau遗址分南北两个大土堆（kurgan），北堆早于南堆，第一、第二期在北堆，第一期属于石器时代，第二期属于铜石并用时代（Pumpelley,1908,50页）。仰韶时代与Anau孰为先后，安特生曾请教负责Anau 田野发掘的Hubert Schmidt,Schmidt的态度比较保留，不如上述Hobson等英国考古家之坚定（Andersson,1923,39～40页），也不像Arne把未见金属器的河南彩陶当作西方第一次传入，而出土金属器的甘肃彩陶则排在第二次（Arne,1925,23～24页）。中国考古家在这种学术潮流中，则想找出既为世界学术所接受，但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的原始又觉得是合理的解释。
    1926年春天李济发现西阴村史前遗址，当年秋天从事发掘。发掘的报告开宗明义就提安特生在中国境内西自甘肃，东至奉天发现多处类似西阴村的文化遗址，李济认为安特生“所设的解释好多还没有切实的证据”，我们急需要做的，“不是那贯串一切无味的发挥，而是要把这问题的各方面，面面都作一个专题的研究。”西方考古家根据东西相距数千里的零星彩陶就建构自西徂东的传播路线，这种贯串的大理论，李济认为是“耗时无益的工作”；而且西阴彩陶若与别处的“对照”比较起来，并没有显著的抄袭痕迹，如果说彩陶原始于西阴村，其实也举不出反证的（李济，1927b,5、30～31页）。然而1929年秋季的安阳发掘，却在未经翻动的地层发现一块带彩的陶片，李济把它放在当时对彩陶所理解的时空架构中，回应Andersson、Arne 等人关于Anau与仰韶关系的论断。李济采取H.Frankfort比较审慎的态度，图案花纹偶尔的相似不一定是传播造成，有些毋宁可以独演得到。而且Anau与Susa的年代尚有疑问，“所以仰韶文化的时期并不能因为它与中亚、西亚共同有带彩的陶器缘故而得到什么准确的程度”（李济，1930b；《选集》239页）。今日这个考古学与人类文化史上的大课题虽然有比较明确的见解，唯在70年前中国考古学萌芽之初，像李济采取这种保留的态度，固然是他严谨学风的展现，但似乎也不能完全排除带有民族主义的成分吧。
    对于强大的文化西来说的浪潮，史语所的新史学不会全盘否定，只采取审慎的态度；然而城子崖黑陶文化的发现，给傅斯年和李济的学术找到出路，可以合理地安顿他们的情感，好像久困重围的孤军忽获外援，而杀出条路。他们在史语所出版的考古报告集《城子崖》的序言分别这样说，这个遗址“不但替中国文化原始问题的讨论找了一个新的端绪，田野考古的工作也因此得了一个可循的轨道”（李济，1934）；或说“中国史前及史原时代之考古，不只是彩陶这么一个重大问题，”也不应“以这个问题为第一重心”（傅斯年，1934）。支持这个理念的即是城子崖这个与西方彩陶截然有别的新端绪。所以在传播理论流行的时代，傅斯年的新史学能摆脱一元论倾向，确认“中国的史前、史原文化本不是一面的，而是多面互相混合反映以成立在这个文化的富土之上的”（傅斯年，1934）。这是文化起源的多元论，从一个以上的文化起源中心复原古代历史、社会与文化，中国考古学遂开展了自己的前程。
    Raphael Pumpelley中亚探险，Anau 的发掘是要解答他长年以来有关亚利安（Aryan）民族、文化、语言与欧洲之关系的问题，所以 Anau彩陶及其他动植物的文化遗存被解释成两河古文明的来源，从中亚到两河，一种由东而西的传播（Pumpellet,1908,xxv,67～75页）。但 Anau及其以西的彩陶资料放在安特生的架构中就成为近东与远东的比较了（Ande-rsson,1925）。且不说Pumpelley的假说能否成立，近东或中亚，对中国而言皆是“西方”，后来俄国学者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化西来说（1976、1989 中译本），便受到更带有民族感情的批判（邵望平、莫润先，1989；杨育彬，1976）。瓦西里耶夫把中国文化西来之“西”放在西藏一喜马拉雅山地带的北部，这里他推测可能曾是人种或民族的核心，其中一部分分化出来成为“原中国人”（中译本作“原始中国人”，疑当是步达生所谓的proto-Chinese），给中国带来新石器文化（瓦西里耶夫，1989,168～170页）。这和安特生等人的理论一样，同样很难证实。经过几十年考古资料与研究的累积，中国境内的考古系列自然比李济时代的认识更加清楚，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已有更多客观的证据，不是只靠民族感情而已，但对东西彩陶的“相似性”似乎也不能存而不论。严文明便认为中国与西方的彩陶不但不同源，发展过程亦未曾有重要的联系，因为相似的自然条件和文化水平是可以独自发展出相似的彩陶的，所以彩陶可以有多元的中心（严文明，1987）。这反映50年代以来中国一些考古学者的意见，即相似的生产水平和自然环境会导致类似文化面貌，而非依赖文化传播不可（俞伟超，1996,103页）。这些看法活像德国民族学家Adolf Bastian的翻版，他说：类似环境面临类似的问题可能创造出类似的方法来解决（Trigger,1989,100～101页）。
    中国考古学者反对文化西来说，主张中国文明本土起源和发展，是有附带条件的，即使在弥漫民族主义的中国，夏鼐并不排斥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加上一些外来的因素（夏鼐，1985,84页）；大多数古史学者和考古家都承认有不少中国文化的源头非在现代中国疆域以外追查不可，如果以传统汉文化的区域为范围，即所谓中国本部，外来的成分则更多。对实证研究者而言，如何发掘或认识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外来因素，才是重要的课题。李济在这方面给中国考古学立下一个规模，他是把中国的历史文化当作全人类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来看待的，因此他不止一次地提醒学者要突破秦始皇给后人设定的界线，要我们北越长城以寻找中国文化的源流，南方也要走到太平洋诸岛上去（李济，1954、1962；《选集》80～97页）。所以李济讨论殷墟出土的5种兵器和工具便放在横亘欧亚大陆的青铜文明中来分析，推测带銎或带环的兵器与工具应有中国以外的因素。不过对于殷墟和南西伯利亚Minussinsk盆地的青铜文明，谁是传递者，谁是接受者，李济在保留存疑之中多少带有自东徂西的倾向（李济，1933、1929；《选集》530～546、317～319页）。
    古人并没有现代的国界，文化交流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如果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传播论以人类文明出于西亚是谬误的，那么强调文化的自发性，中国学者既排斥西来说于前，却宣扬中原文化一元中心论于后，遥远的周边接受中原文化，在逻辑上显然是矛盾的。中国考古学经过60、70年代盛行的典型中国传播论“龙山文化形成期”（Lungshanoid Cul-tures），此一直到80年代初苏秉琦提出“区系类型”理论（苏秉琦，1981）才寝息。区系类型以多元中心建构中国本部文化的根源，但又不忽略其间的交流，比较能全面解释现有的考古材料。区系划分法虽因人而异（参严文明，1987；苏秉琦，1991），但现在提出的说法尚限于中国本部。如果说青藏高原、戈壁沙漠真的产生阻隔作用，那么区域类型所勾划出来的蓝图是可以支持中国文明独立起源于东亚的理论的；可是如果中国本部与外界仍有交通孔道，它在整个亚洲地区“区系类型”的位置，与其他区系的关系是重译而来，还是直接传递？这些问题至今犹缺乏比较清楚的看法。现有的理论架构仍达不到李济的视野--以欧亚大陆做为中国考古学的基盘。
    从亚洲或世界看中国并不意味中国文化没有本土的成分，史语所发展出来的中国考古学毋宁是更肯定后者的。傅斯年说西洋人治中国史多注重外缘的关联，其所发明多在“半汉”的事情上；他虽承认这方面的重要性，但同时觉得有些更重要问题却是“全汉”的。他说，如果按照传播论，先秦文化“只是西方亚洲文化之波浪所及，此土自身若不成一个分子，我们现在已有的知识已使我们坚信事实并不如此”（傅斯年，1934；《全集》三，207页）。这是史语所寻找东方黑陶文化的思想动力，从后来中国文化的特质逆推，应有相当大的成分是独立发展成功的，李济曾举骨卜、丝蚕和殷代的装饰艺术，即使外国人也不能不承认是远东独立发展的东西（李济，1954；《选集》87页）。所以中国考古学成立之初，即具有一种倾向：在自己的文化系统内寻找文化演变的轨迹。基本上这个倾向和Binford从内在观点考察文化变化（Trigger,1989,295～296页）颇有相通之处，虽然他们采取的手段并不相同；但如果从兼顾外来因素这点来说，中国考古学又比60年代的新考古学更具先进性，像Ian Hodder所主张的，带着世界体系的要求，在更宽广的领域内了解考古文化的内在质素（Trigger,1989,350页）。所谓世界体系，傅斯年提倡的新史学除研究大家习称的“汉学”外，毋宁更看重非汉文化的“虏学”（傅斯年，1928；《全集》四，258页）。在考古学方面，李济则把中国放在乌拉尔山、喜马拉雅山和印度洋以东的亚洲大陆，环太平洋的各群岛，从北极到南极，包括南北美洲，这一个大区域内，就人类文明发展的程序以寻求殷商文化的来源（李济，1954；《选集》81页），这样可能反而比“闭关自守”式的研究更容易看清楚真相。
    由于时代风气的影响，李济考古学探索文化内在发展轨迹显然带有进化论的色彩，有些地方难免陷于单线进化论之弊。人类学进化论把各种不同文明安排在一个普遍的进阶程序上，考古学进化论也不例外，把物质文化纳入一张进化表，根据几个简单的原则解释形制异同的变化。如Henry Balfour所举竖琴的例子，会古今异地诸例于一堂，近代非洲、南美、几内亚等后进民族简单弓弦的乐器是竖琴的早期形态，古代埃及、叙利亚、希腊和印度的复杂竖琴是进步的形态，不问民族有无迁徙，文化有无交流，假定凡成为人类使用之竖琴，必经过如此的阶段。事实上进化论者如Balfour不能不承认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所谓“真正的”（actual）连续并不能获得历史和考古证据的充分支持，他们甚至不预期事实的发展序列必会出现，不过根据形制的相似性，认为掌握住所谓的主流（main stream），就可建构它们的进化程序（Myres,1906,viii-xiv）。说穿了这是一种理想形态，不是事实。但考古进化论派健将Gen.A.Lane-Fox Pitt-Rivers 即以这种方式建立他的进化理论，一根最简单的棍棒，可以演化出无数的形制：据我初分，第一种发展方向或是蘑菇头棒（Mushroom club），或是鸟头棒（bird club），第二种方向或是棍棒回飞器（waddy boomerang），或是回飞器（boomerang）；第三种方向成为盾牌（shield），第四种方向抛置棍（throwing stick），第五种方向或是鹤嘴战锄（war pick,malge），或是称为leangle的战锄；第六种发展方向则是长矛（lance）（Pitt-Rivers,1875,Myres,1906,pl.Ⅲ）。然而这张兵器或工具的发展系谱只是形态学的关系图，没有历史或考古的根据，也可能不是真实的进化表。
    这种古器物进化论对李济影响颇深，他研究小屯出土的各式青铜小刀，即本着由简而繁的原则建构一幅系谱（李济，1949，插图26；《选集》647页），大抵采用Pitt-Rivers研究澳洲土人棍棒系谱的方法。他不但把凹背凸刃的北方式刀和凸背凹刃的中原式刀共属一族，也把环柄与兽首柄的北方式刀与中原刀列为同科。我们今日已清楚地认识环柄刀和兽首刀、剑是北方民族文化的标识（参杜正胜，1993；陈芳妹，1992），它们在殷墟出现，显示彼时北方文化对中原的影响。但李济却认为殷商的兽头刀都由较简单的开始，经其长期孕育发展而成，以兽头装饰的风气则系商人接近动物群之故（李济，1949，36页；《选集》650页）。这种解释显然完全排斥外来的因素，与他之对待有銎兵器的态度（李济，1933；《选集》522～546页）截然不同。强调科学考古的李济建立古兵器系谱当然不会像Balfour所说，只掌握器物发展“主流”而不追究历史与考古的证据，他研究豫北青铜句兵自殷商到战国大约1000年的历史，遂依地区分成小屯、侯家庄、辛村、琉璃阁和山彪镇五组，由以测铜戈上下刃线的比率，以建立胡穿由无而有，由少而多的进化史（李济，1950；《选集》686页）。他得出的发展序列虽然大体上符合事实，但殷代无有胡戈的结论便被西北冈1003大墓所出的铜戈所推翻（参梁思永、高去寻，1967,123～125页）。这是器物形态学建立发展史可能经常会遭遇的难题，不是李济一个人所能解决的。
    李济治学素以严谨著称，而仍不免发生这样的错误，可见器物形态的发展如果没有精确的地层根据加以约束，充足的资料呈现其全貌，恐怕很难避免上述进化派论的流弊。苏秉琦以较多的资料作基础，在这方面有比较进步的贡献，他不但坚持地层学是形态学的基础，“运用器物形态学进行分期断代必须以地层叠压关系或遗迹的打破关系为依据”，而且把器物与人以及社会的因素结合一起，“不能把器物形制变化理解为如生物进化”的模样（苏秉琦，1982;1984,254～255页）。这样，器物类型的系谱才可能比较接近真实，而器物所代表的人们和社会的历史也才可能重建。虽然中国考古学的器物类型系谱不会再蹈百年前进化论派的覆辙，但如果我们没有忘记二里头一至四期文化归属、划分的争议，卑之无甚高论的形态学，最困难的恐怕是具体的实践吧。它做为考古学的一大特色，考古学的看家本领，担负建构长时段演变的任务，但比之百余年前的Pitt-Rivers,Oscar Montelieus，或50年前的李济，现在的精密度又长进多少呢？这似乎是中国考古家不能不省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