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考古学基调的形成
    不论新考古学家怎样把考古学拉进人类学的圈子，总不能不承认考古学和人类学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即在于它的“古”字。考古学的资料是过去的遗存遗物，不像人类学绝大部分取材于当今之世。所以考古学的时间领域便接近历史学而远离人类学，历史悠久的地区，如埃及、近东、中国、印度等地，考古家所处理的绝对年代固然古老，即使新考古家在美国的发掘研究，相对年代也都属于史前阶段。
    在新史学风气下成长的中国考古学，其基调是历史重建，与美国新考古学所批评的文化历史学派不尽相同，反而含有一些新考古家所提倡的成分，这和它成长的温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史学是有密切关系的。当西方考古学引入中国之时，就和当时中国史学的发展，尤其是古史研究结合，其交涉点是在史语所。史语所的史学是中国20世纪的新史学，绝非传统历史学。这话要从疑古学派说起。
    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引起疑古和信古的辩论，李玄伯（1924）和陆懋德（1926）先后都主张只有考古学或借助于考古证据才是解决古史疑难的科学方法，但真正付诸实行的则推始于1928年成立的史语所。史语所创办人傅斯年原来也是疑古派，留学欧洲7年，于1926年底返国，深以疑古为不足，改走重建之路（杜正胜，1995）。疑古和重建都是20世纪中国的新史学。疑古派证成古人认定的古史其实只是春秋战国秦汉人的古史观而已；重建派则在楼台拆毁后的空地重拾一砖一瓦，以建构新的楼台，其所依凭的材料大部分是考古的证据。所以中国考古学一开始便担负起历史重建的任务。
    这里历史重建的“历史”是和新考古学所批判的“历史”有所区别的。傅斯年认为“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故他揭示的治学宗旨是不断扩张研究材料和工具（傅斯年，1928；《全集》四，253～266页）。创所规模，据他手写的第一期报告书的规划共分八组，即汉语、人类学民物学、汉字、民间文艺、史料学、文籍考订、敦煌材料研究、考古学（“史语所档案”元198-1,No.2896）。尔后续有修订，1929年迁移北平乃合并为三组，第一组史料学与敦煌，第二组汉语、汉字和民间文艺，第三组考古与人类学（“史语所档案”元203-2,No.2920）。可见当时所谓的“历史”，范围是很广的，与大学科系划分所谓的历史不同。从傅斯年、李济到夏鼐都说考古学就是史学之一部分（傅斯年，1930；《全集》四，289～299页；李济，1936；夏鼐，1984），也都是这种广义的历史学的概念。这是新史学的历史概念，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要放在这种学术结构以及发展过程来看，如果不之此图，而硬以“传统的中国历史学”来突显与近代考古学之不搭调，并不符合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的实情。
    在傅斯年受命筹备历史语言研究所大约半年之后，李济便离开清华国学院，加入史语所的行列。他对“历史”和“重建”的认识，可以说是傅斯年新史学理论的实践者。李济的安阳考古，一开始就抱定希望在那极多极平常的陶片、兽骨等基本材料上“能渐渐建筑一部可靠的殷商末年小小的新史”（1930a；《选集》232页）。新历史植基于新资料，而新资料的取得则靠田野考古。李济说：“田野考古工作……是一种真正的学术，有它必要的哲学的基础、历史的根据、科学的训练、实际的设备。田野考古者的责任是用自然科学的手段，搜集人类历史材料，整理出来供给史学家采用（李济，1936；《选集》53页）。”田野考古者和狭义的史学家只有分工之不同，其追求历史重建的终极目标则无异，而且二者合则双美，离则两伤。他们的学问即是广义的历史学，李济故说：“这本是一件分不开的事情，但是有些有所谓具现代组织的国家却把这门学问强分为两科，考古与历史互不相关，史学仍是政客的工具，考古只能局部的发展。如此与史学绝缘的考古是不能有多大进步的（同上）。”缺乏以科学手段获得资料作基础的历史学的确容易流为政客的工具，不过在学术能独立自主的环境中，考古学若脱离历史，有可能沦为只是提供资料的工具，没有弘大的发展性。他显然寄望田野工作者不要仅满足于从田野发掘资料，还要进一步成为考古学家，也就是和狭义的历史结合，从事历史重建的工作。考古与史学原本分不开，换句话说是共同成为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
    从研究方法说，傅斯年新史学重建历史的方法论是用尽可用的材料，联系所有可以联系的工具，他说的工具即是学科；而且对于“史料赋给者以内，一点也不少说”（傅斯年，1927、1980,68页），也就是把各个材料的内涵、各种材料间的关系讲透彻（杜正胜，1995）。此一原则性的宣示随着世界学术的发展，工具的精神和概念的更新，可以不断扩充，最终目的是要把研究对象完整深入并且彻底地呈现。即使像新考古学家Binford所悬揭的目标（1962），从出土文物讲到生态环境（technom-ic）、社会文化系统（sociotechnic）以及社会体系内的意识成分（ideotechnic），也不出“把材料说尽”的范围。所以傅斯年新史学的方法论可以吸纳学术界不断创发的新方法。我们固不宜夸大20年代的先见，但也不必乐观相信后代方法一定和前人对立。
    中国考古学萌芽伊始所表现的浓厚史学倾向，早在李济与傅斯年合作之前，他发掘西阴村的动机就很明显了。民国14年冬至翌年春，李济先在山西南部汾河流域做考古调查，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终于理出头绪，部分以历史遗址，部分以可能的史前定居点作为他前进的路标，历史遗址包括传说的舜陵和夏陵（李济，1927a；李光谟，1994，19～28页）。西阴村的史前遗址是在寻访夏代陵墓的途中发现的，他所以决定发掘，部分是这位置正处在传说夏王朝--中国历史开创时期--的王都地区的中心（李济，1927b；李光谟，1994,29～30页）。发掘结束后，李济给清华国学院师生解释他选择山西工作的原因，因为《史记》讲到“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安邑”，这些古代名城都在山西。据当时的学生戴家祥回忆，王国维在场，也主张找一个有历史根据的地方，一层层掘下去，看它的文化堆积（戴家祥，1989；李光谟，1994,170页）。民国17年11月李济应聘为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他继董作宾之后在小屯发掘，计划以小屯为中心彻底工作，“不但极可靠之三代史料可以重现人间，且可借此训练少数后进，使中国科学的考古可以循序发展”（“史语所档案”元25-3,No.348，民国17、12、20李济致傅孟真函附致蔡孑民、杨杏佛函）。可见他看重的是三代史料，而这里后来证实的确就是殷都。30年后徐旭生调查豫西，也是抱着寻找夏墟、夏文化的态度到田野去的（徐旭生，1959）。
    从王国维、李济、傅斯年到徐旭生，不论涉及考古领域深浅，都有以考古学解决历史问题的倾向。新考古学家或许要归咎于中国人无可救药的“历史癖”吧？然而在中国土地上，尤其黄河中下游地区，一个铲子下去，非经宋唐汉周各层无法达到新考古学所赖以建立理论的史前阶段，硬叫中国考古家不理会历史问题也难，这就是上文所指出的，资料不同会产生不同之考古学的道理。当然中国考古学的浓厚历史兴趣连带把史前部分也建立历史的秩序，最近几十年中国最主要的考古领导人如夏鼐或苏秉琦，不是说史前史等于史前考古（夏鼐，1984），便以复原古代历史的本来面目为考古学之终极任务（苏秉琦，1991）。
    自傅斯年揭举古史重建，李济以考古学来实践，历经夏鼐、苏秉琦前后70年，中国科学考古皆以重建历史为基调，这期间李济主编《中国上古史》（待定稿），夏鼐参与和主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与《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大抵都把考古学当作历史学看待。即使在美国学风中成长而且参与新考古学革命的张光直，前后四版的《中国古代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基本上也是一部上古史。即使以提倡著称的俞伟超，他从事的楚、羌等“历史民族区”的实证研究（俞伟超，1985），无一不是历史的著作。然而不论新考古学家或者更新的后新考古学家，凡想给中国考古学注入新生命的人，该怎样看待过去这70年的考古学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