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科学工具重建历史的考古学
    检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应深入其发展过程，发掘它所强调或忽略的地方，再分析其中的长短优劣，而不是以后世的概念或理论作批评的准绳。譬如上文提到新考古家企图熔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系统和社会意识成分于一炉，这些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尚未成为学术的主流课题，李济的考古学因时代的限制，未突显这些概念是很自然的，但并不表示所谓中国“传统”考古家的成果就是一些零星文化现象的拼盘而已。
    大家都知道傅斯年的新史学特别重视史料，他那句“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1928）的宣言，能同情地了解的人并不多（许冠三，1986,215～216页）。上面已说过，在新史学的体系中，史料之所以占居绝对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史料可以塑成学术的方向，可以规范治学的方法。那么在中国这种不重视理论的学术传统中，对李济这种不喜欢徒托空言，而宁愿实证研究的学者，他提出的史料范围就含有方法学的意义了。李济考古学的方法论见于他申论古史重建的7类材料范围中（1962；《选集》，90～92页）：
    1.属于人体解剖学与生物学的古人类化石，以及东亚现代地形尚未形成以前的地文、地理、气候和动植物；
    2.与东亚地形有关的科学资料，包括地质、气象、古生物等研究成果；
    3.人类文化遗迹，史前古器物；
    4.属于体质人类学的遗骸；
    5.“狭义的”考古发掘品（青铜时代及以后的文物）；
    6.民族学和民族志的资料；
    7.文献史料。
    这7类材料可以归纳为4门：生态学（1、2）、民族学（4、6）、考古学（3、5）、狭义的历史学（7）。从新考古学来说，第三、第五是他们批判的传统考古学，也是现在有些人对中国考古学不满的所在。第五、第七属于历史时期的资料，基本上是新考古学未触及的领域，倒是关于生态学、民族学的材料和新考古学颇有相通之处。不过李济考古学涉及生态和民族的部分，意涵仍与新考古学有所差别，单论时空范围似比新考古学悠远宽阔，这是与傅斯年强调“科学的”学风息息相关的。
    傅斯年的新史学以自然科学为师，他肯定顾亭林研究历史事迹要观察地形的方法，但惋惜如果能有现代一切自然科学的工具，亭林的成绩必更卓越。他相信若干历史学的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无从下手，无从解决，所以现代科学如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术无一不是供给研究历史之工具，史语所的目标也想把历史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同样地精确，在中国建立起科学的东方学（傅斯年，1928）。当时中国能发挥这类工具效应的机构，尤其和我们这里要讨论的课题有关者，首推民国5年（1916）成立的地质调查所。大约半世纪后，李济总结殷墟的发掘与研究，写成《安阳》（Anyang）一书，第三章标题作“田野考古方法”（field method），却专讲地质调查所及其科学家--美国人葛理普（A.W.Grobau），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son），加拿大人步达生（Davidson Black），德国人魏敦瑞（J.F.Weidenreich）和法国人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正反映李济（或史语所）考古学方法上的兴趣。
    地质调查所这5位外国专家，不是地质学家就是古生物学者，后来从他们的专业领域伸入考古而成为考古学家。上述李济7类材料范围属于生态和民族者，都和地质调查所有过密切的合作。先说民族学。
    心理学和人类学（尤其是体质人类学）出身的李济，他的学术有两大课题，一是中国民族的原始，一是中国文化的原始，二者合成为李济考古学的核心（李济，1954；《选集》81～87页）。李济考古学把民族和文化等量齐观，恐怕是有更基础的历史学考虑的，也就是说，他以追究民族的起源和流变作为解答他的历史观的方法。他在博士论文中把现代中国人分作五大民族单位，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勾画他们的迁徙情况，公元3至6世纪及11世纪两次移动的规模最大，促使中国的民族变化比任何其他单一原因造成的后果都更剧烈（李济，1922；《选集》6～7页）。李济虽然根据多项标准划分民族，最基本的则是人体测量，如身高、头形、鼻形、肤色等，终其一生不曾忘情于地质人类学（李光谟，1996,150～152页）。我们发现民族一项在傅斯年的史学同样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他最主要的学术著作几乎都是环绕中国古代民族这个课题。有趣的是傅斯年大学时代就提出与流俗迥异的中国历史分期法，秦汉是纯粹汉族的“第一中国”，隋唐是汉族为胡人所挟、另成系统的“第二中国”，他认为研究一国历史不得不先辨其种族，种族一经变化，历史必顿然改观，故宜据种族之变迁升降为历史分期之标准（傅斯年，1918；《全集》四，179～182页）。于是史语所人类学组乃有地质人类学之研究，这不但是李济考古学的特色，也是傅斯年新史学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