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主张改革的先进分子，大多认为，作为“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的“全结晶体”的“孔子主义”，是“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的，是要“崩颓粉碎”的。（注：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438、440页。）在中国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中，李大钊是比较稳健的一位。他在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反基督教运动高潮中发表了一篇谈话，其中也有过“左”的言词，他说：因为基督教“流毒最广”，所以首先反对他。“随着必要也要反对佛教，或发动反对儒教和道教的运动”。（注：李大钊：《宗教妨碍进步》，《李大钊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75页。）看起来整个中国文化传统是要被抛弃“粉碎”的。
    在“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这样的思想行动发展到极端的地步。有人这样论说：“批判是一种武器，它的任务是理论地驳击意识形态，证明它的无力；而实践地暴露它底社会的根据，告诉我们如果要打倒这种理论，就非把它所自从来的社会也一连打倒，而助成与这个相矛盾的社会形态不可。”（注：彭康：《科学与人生观》，《前奏曲》，上海江南书店1929年版，第117页。）“无产阶级要完成它底使命， 获得最后的胜利，必须从社会底上部构造与下部构造双方进攻。在意识上，需要关于社会的全部的批判。意德沃罗基的野战因之重要，而且必须锐利而巩固”。（注：彭康：《“奥伏赫变”的意义》，《前奏曲》，第160页。）上面的引文，行文艰涩，不像中国话， 但它的意思还是看得出来的，即要实现无阶级的社会，在“进攻”“打倒”旧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同时，对它的“上部构造”要一齐“进攻”和“打倒”。在上述思想支配下，不仅中国古代的传统被否定，“五四”的传统也被彻底否定了。1931年8月5日出版的《文学导报》第1卷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五四”运动的检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报告》的文章，其中说：“这个斗争的发展，在现在看来，是有很显明的阶段的：最初由白话文学运动作了前哨战，其次战线扩展而攻击到封建思想的本身（反对旧礼教等等），又其次扩展到实际政治斗争--‘五四’北京学生运动；然而这以后，无产阶级运动崛起，时代走上了新的机运，‘五四’埋葬在历史的坟墓里了”。“如前所述，‘五四’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企图组织民众意识的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五四’的口号完全是资产阶级性，所以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权的现阶段，虽然同时仍须注力于铲除封建势力，但‘五四’在现今却只能发生了反革命的作用。历史上曾尽了革命作用的思潮或运动，到后来成为反革命的，比比皆是。‘五四’亦复如此”。我们都知道，正是按照这样的观点看问题，鲁迅成了“双重的封建余孽”。有人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三民主义完全是狗屁。”（注：中国红军第三军团总政治部：《告小商人及智识分子书》，《红军日报》1930年7月29日。 ）与传统决裂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革命精神的表现，这样的“五四”竟然被“埋死在历史的坟墓里了”。
    1935年，世界形势的重大变化日益明显，共产国际的策略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反法西斯的人民战线”，在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人民战线”。大会召开期间共产国际同意中共代表团起草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于1935年8月1日发表（因此通称《八一宣言》）。我们注意的是宣言提出了“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的主张和口号。这对列宁的国际主义原则来说是疏离的表现，从中国来说则是贴近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1936年下半年共产党人和文化界进步人士一起发起新启蒙运动，也有人把它叫做第二次新文化运动，或现阶段的中国思想运动。共产党人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周扬等都参加了。关于这个运动的任务，艾思奇说“仍是五四时代未曾完成的任务。德先生和赛先生，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个运动的性质，“第一是文化思想上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第二是思想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也可以说是民主主义”。（注：艾思奇：《论思想文化问题》，《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 年6月15日出版。）陈伯达说：“新启蒙运动是民主主义的思想运动，是爱国主义的思想运动。”（注：陈伯达：《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再论新启蒙运动》，《认识月刊》创刊号。）这样，共产党人就重新肯定了“五四”的传统，并且认定当前的思想文化运动的性质是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这样“埋葬在历史的坟墓里”的“五四”又复活了。共产党的思想和文化政策同“五四”传统接上了头。这时候爱国主义成为政治口号广泛宣传。由割断传统到转向传统与传统衔接，中共党史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民族主义之中既有政治成分也有文化成分，任何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离不开他的文化传统。从民族形成史来看，文化因素是更为基本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高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同时，很自然地反观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予以充分重视和肯定。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强化民族凝聚力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是不可分的。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一）加强民族团结的需要；（二）经过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提高了认识；（三）共产党在纠正“左”倾路线政策与中国实际脱离的错误的过程中，强调党的路线政策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因而提倡要研究中国现状又要研究中国历史。这样，就肯定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3页。）随后， 毛泽东明确地提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页。）差不多同时，他又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7-708页。）共产党人如何对待古代的旧文化中的优秀成份，张闻天也有论述。他的意见更开阔一些。他说：“旧文化中也有反抗统治者、压迫者、剥削者，拥护被统治者、被压迫者、被剥削者，拥护真理与进步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因素。旧文化中这种文化因素，即是过去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遗产。这种文化因素在民间流传特别广泛丰富。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对于这些文化因素，我们有从旧文化的仓库中发掘出来，加以接收、改造与发展的责任。这就叫‘批判的接收旧文化’。所以新文化不是旧文化的全盘否定，而是旧文化的真正‘发扬光大’。新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奇怪的东西，而是过去人类文化的更高的发展。” （注：张闻天： 《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1940年5月1日。《六大以来》（下）第791页。）这样， 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原则被确定了下来。中国共产党人明确了一种思想，在面对当代的时候也要反观历史，把现实同民族文化传统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