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注：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58-659页。）
    “马克主义中国化”、“民族形式”、“中国气派”的提倡，受到共产党的、进步的学者和文化工作者的重视。国统区的文艺界进行了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学术中国化”的说法。这些和过去共产党人高喊的“做一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忠实执行国际路线”的口号比较起来，变化实在太大了。
    这里有一个必须说明的问题，即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列宁所制定的国际主义原则和各国共产党在自己国家所处的环境、所负担的斗争任务，往往是有矛盾的。如果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殖民地和世界经济资源的非正义战争，这些国家工人阶级的任务不是“保卫祖国”，而是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乘机夺取政权，因而“工人无祖国”的口号有其必要性的话；那么，在中国这样的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反抗外来侵略是全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反对“保卫祖国”就是脱离实际，自外于全国人民，是无法取得本国人民信任的。这个问题在中共党史上早就存在着。1925年11月25日共产党发出的《中央通告第六十五号--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斗争问题》中说：“和国家主义派的争斗，在宣传上应说明要救国，要爱国，但反对国家主义，因为站在国家主义上而来救国爱国，其结果必然对外为帝国主义者破坏国际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对内为资产阶级抑制工农群众之奋起。”（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25页。）“要救国、要爱国”，但又不“站在国家主义上面”，那么站在什么立场呢？“九一八”以后，在对日问题上，中共实际上是站在中国立场上反对日本的侵略，但又高喊拥护国际主义，“武装保卫苏联”。这实在是互相矛盾的。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如何协调，是一个需要在理论上说明在行动上证明的问题。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下面的解释：其一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这就是说，要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的民族斗争。“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注：毛泽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 2 卷，第539 页。）其二是“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实施”。“对于我们，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密切结合着，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反抗日本侵略的政策和行动，“正是国际主义在中国的发挥，一点也没有违背国际主义”。（注：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 第642页。）“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一致性”，“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实施”，这是两条重要的政策理论原则。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框架上安插上了这样两条原则，是它的政治理论的一大变化。“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不见了。中共保卫国家挽救民族的奋斗牺牲精神得到中国人的普遍赞扬。
    抗日战争的现实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按过去的宣传，共产主义者只承认阶级的道德，共产党人的道德是无产阶级的道德，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今日会成为民族道德的积极发扬者呢？”“无产阶级的道德为什么在现在又换了民族的道德呢？”共产党人解答说：“无产阶级的道德同时也就是为全人类的解放的道德，它必须是具体的，依着它所处的时代环境、社会、经济状况以及人民大众的需要来决定它的要求。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族灭亡危机非常紧迫的状态下面，共产主义者如果只在空谈抽象的阶级道德，对民族的存亡问题置之不理，那明明是违反着真正的无产阶级道德的（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会这样干）。在中国的情形下面，真正无产阶级的道德和民族的道德完全能够一致，不但如此，正因为无产阶级的道德并不是阶级自私的道德，因为共产主义者有着极远大的眼界，因此他们在民族抗战中才最能毫无顾忌地牺牲奋斗，才能够在民族道德中建立最高尚的模范”。“如果有人说共产主义者只是国际主义者，不能同时成为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因此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也不能谈民族道德的发扬，这就完全是一种公式的、形式论理学的曲解”。（注：艾思奇：《共产主义者与道德》（1938年9月8日），《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页。）上面的话论述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的一致，引发出了阶级道德和民族道德的一致，共产党人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一致。由此可见，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国际主义旗帜之下，经历了由国际主义到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转变。
    上面的话只在说明中国共产党由国际主义立场到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立场的转变，由割断民族文化传统到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转变。这二者是结合在一起在抗日战争时期实现的。爱国主义这一词语包含着哪些内容，中共的传统中国文化观到底怎样，这些都在本文设定的范围之外，没有论及。从长远的观点考虑，我们只指出这样两点：（一）爱国主义已成为整合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们思想和行动的主要精神武器；（二）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时代”（所谓东方文化主要是中国文化）是不少知名学者的共识，“中华魂”成为抵制“全盘西化”的思想支柱。由此可以充分看到，中国共产党过去所确立的东西对中国的影响是何等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