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八年八月，喀尔喀左翼土谢图、车臣汗遣使来贡。(69) 九月，清世祖谕喀尔喀左翼土谢图汗、车臣汗（巴布）、丹津喇嘛、大小贝勒等曰：
    尔等岁贡牲畜七十二头只已经收纳。至巴林人畜因不能赔偿，止以马百匹、驼十头赎罪，是尔等无归附之意，故尔如此。今若归我巴林人口，遣为首诸贝勒入觐，其牲畜自当宽免。如遵朕命，则为首四旗岁贡自当收纳，其诸小贝子各自贡献俱行停止。倘不归我巴林人口，不遣为首诸贝勒入觐，则尔等使臣可勿遣，岁贡可勿献。兹将尔等赎罪马百匹、驼十头发还。(70)清世祖收取了喀尔喀72头岁贡牲畜，但是，仍索取巴林人畜，退回了其所献罚畜，指出若归还巴林人畜，为首贝勒人觐，罚畜可免，否则不必遣使。
    在此期间，清朝邀请达赖喇嘛之事有了进展。崇德八年九月，和硕特部固始汗主动推荐，“达赖喇嘛功德甚大，请延至京师，令其讽诵经文，以资福佑”。(71) 顺治三年十月，达赖喇嘛和固始汗遣使贺清朝入主中原。清朝入主中原，固始汗统一青藏高原，无论从和硕特部与清朝的关系，还是青藏高原地区与内地贸易的考虑，此时都有必要加强相互关系，达赖喇嘛朝觐的条件成熟。顺治五年，清朝再次遣使邀请达赖喇嘛。(72) 顺治六年八月，达赖喇嘛回复，“于壬辰年（1652）夏月朝见”。(73) 顺治九年十二月，达赖喇嘛如期而至。清世祖以往迎达赖喇嘛事咨询满汉大臣时说：“傥不往迎，喇嘛以我既召之来，又不往迎，必至中途而返，恐喀尔喀亦因之不来归顺。”最终清世祖以田猎为名，迎见于南苑。顺治十年，清廷给达赖喇嘛封以名号。达赖喇嘛朝觐和接受封号就是承认了清朝皇帝的地位。五世达赖喇嘛朝觐对喀尔喀的影响很大，对其归附清朝起到了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清世祖还通过分化喀尔喀与卫拉特的关系，向喀尔喀施加压力。卫拉特各部自清初以来与清朝通使贸易，往来密切。(74) 巴图尔珲台吉、鄂齐尔图台吉等在与清朝往来的信中称清朝皇帝来信为敕，自称奏。(75) 顺治六年八月，五世达赖喇嘛允诺朝觐之后，清世祖写信给卫拉特各部首领，请他们出兵攻击喀尔喀，或断绝与喀尔喀的关系。十月，清世祖给和硕特部固始汗信中说：“朕前此遣使，尔诺门汗云，我虽老，我诸子兵卒尚未老也，凡征讨，我当以兵助之。朕非因兵力单弱，求援于尔，因尔有前言，故使尔闻之。今尔若践前言，出兵相助，誓不误期，可以定议报我，如不欲出兵，亦定议来报。”(76) 又给固始汗之子峨木布车臣戴青、和罗木席额尔得尼戴青及其孙子墨尔根济农等人去信说：“诺门汗曾对［我们］使臣说：‘我老了，但我诸子和兵未老，凡征讨时我们以兵相助。’你们将如何？”(77) 顺治七年四月，清世祖致信和硕特部鄂齐尔图台吉：“尔等既已效顺，倘朕再征喀尔喀，尔不得与之通好，尔其思之。”(78) 顺治八年十月，清世祖又谕准噶尔部巴图尔珲台吉：“尔部落原与本朝和好，及喀尔喀扎萨克图汗、俄木布额尔德尼败好获罪，逃入尔地，尔等遂擅自收留。朕异日兴师问扎萨克图汗之罪，何分喀尔喀、厄鲁特，大兵一临，彼此必构大衅。尔或将扎萨克图汗击破来奏，或将扎萨克图汗逐回原地，则彼此不失旧好，倘代人受过，殊非所宜，尔其审计之。”(79) 所谓扎萨克图汗和俄木布额尔德尼逃入巴图尔珲台吉境内似为传闻，只是以此分化喀尔喀与卫拉特的联盟关系。对清世祖的请求卫拉特各部都没有回应。
    喀尔喀部既欲与清朝通使贸易，又欲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迫不得已之下，在文书词语、朝贡方面做出了让步。有关巴林人畜及罚畜，他们认为清朝追剿腾机思亦给他们造成了损失，可以相互抵消，另外巴林人畜已散亡，难以收集，(80) 故一直拖延。喀尔喀也不情愿派台吉朝贡盟誓。顺治九年，清世祖再次敕谕喀尔喀左右两翼首领。五月，清世祖谕喀尔喀右翼扎萨克图汗、俄木布额尔德尼及大小台吉：
    前因尔等表请通好，毫无定议，曾两经晓谕，又面谕尔来使车臣卓礼克图等，亦如前谕，朕意本欲和好，故命尔等归还所掠人畜，贡献所罚驼马，并为首贝勒、贝子、头目来朝赎罪。乃尔既不来朝，又不归还人畜，贡献驼马以赎罪，反遣车臣卓礼克图，以我留鲧登顾实牲畜为词，是何心也。且尔一面通市，一面犯边，尔时来人本应即加诛戮，我犹格外宽容，但不纳尔使，仍纵之还。朕仰承天眷，统一四海，尔亦自知仅存弹丸之地，勿恃荒远，勿听尔属下奸人之言，至陨尔绪，朕今开诚谕尔，自古以来惠迪吉，从逆凶，上天报施不爽，尔之所知。今若速还我人畜，献所罚驼马，遣为首贝勒、贝子、大臣来朝则已，不然致有后悔，自贻伊戚，我何与焉。可速定议，毋得迟疑，以坠尔基业。(81)十一月，又谕喀尔喀左翼土谢图汗、车臣汗、丹津喇嘛等：
    尔等为四九牲畜来奏，辄言从前赏例太薄，我等再不来贡，又言逃人有在贝子、大臣讲和以前去者，有在后去者，逃人往来私行，何以称和等语，又朕曾遣使至尔处，迟至两月余，乃先令拜塔而后见尔等，种种违谬，朕故不复遣使。朕为天下主，尔乃弹丸小国之长，以方物来贡，朕酌量赏赉，即云微薄，亦宜奏请增益，乃辄言赏赉如前，则九畜不贡，尔等将欲构衅乎。且尔既不归我巴林人畜，为首贝子又复不至，尚何可言。若尽还我巴林人畜，为首贝子前来，视同一国，誓言修好，始可候旨定夺。若不遵信誓而为此大言，是尔等终无诚心，不愿修好也。朕荷天眷，统一四海，尔弹丸小国逼处一方，慎勿恃道里辽远，听奸邪言词，以败和好。朕开诚相示，自古以来曲者曲，直者直，悉听天鉴。今尔速将所有我国人畜并额贡驼马遣为首贝勒、贝子、大臣来觐则已，否则后悔，自贻伊戚，于朕无预，可亟详虑裁处，勿更延缓也。(82)
    顺治十年，清朝派遣理藩院侍郎毕哩克图前往喀尔喀查看巴林被掠人畜，土谢图汗衮布等“匿不尽给”，(83) 未能全部收回。清世祖见喀尔喀仍不顺从，开始采取强硬措施，将以往威胁之言付诸实际。七月，任命多罗安郡王岳乐为宣威大将军，统兵戍防归化城。(84) 下令在喀尔喀归还巴林人口和派遣为首台吉来朝之前，严禁其使者来朝贸易，来者尽行驱逐。(85) 清朝驻兵归化城阻绝喀尔喀通使贸易并防止其因此侵扰，同时对喀尔喀形成了威胁。自顺治十年七月至十一年十二月，清朝几次拒绝喀尔喀左、右两翼首领使者和商人入境。(86)
    顺治十年初，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下贲塔尔等四台吉率所属1070户来归。(87) 六月，喀尔喀左翼土谢图汗、丹津喇嘛、车臣汗等来信请还逃人，或以逃人顶替所掠巴林人畜之数，发还其余之人。(88) 清世祖予以拒绝，指出只有全数归还巴林人口、进本年常贡、遣台吉来朝，才能答应今后不收留逃人，现已收留者决不遣返。(89) 清朝收留逃人，又成为对付喀尔喀的重要手段，此事对喀尔喀危害很大。
    顺治十一年三月，清世祖又谕丹津喇嘛：“今可将尔处所有巴林人口作速送来。为首四贝子为请免牲畜来朝，若有不从者，即云某贝子不从，只率从命贝子偕来，即三旗贝子皆不从，尔亦来奏闻。倘不出此，若再有使来，亦不容入也。”(90) 令议和态度积极的丹津喇嘛遣台吉来朝，以分化左翼各部。
    清朝的强硬措施很快见效。顺治十二年初，喀尔喀右翼毕席勒尔图汗、俄木布额尔德尼等遣使“以从事抢掠巴林部上表引罪，并求和好，进献马驼”。(91) 喀尔喀左翼亦派遣额尔德尼诺穆齐等四台吉“以侵掠巴林，遵旨服罪来朝，并进岁贡马驼”。(92) 五月，清朝遣使谕左翼土谢图汗、丹津喇嘛、车臣汗、墨称根诺颜等：
    曩因尔等抗违谕旨，故数次不纳来使。今尔等遵奉朕言，诚心引罪，遣额尔德尼诺穆齐、门章穆尔根楚虎尔、伊世希布额尔德尼、额尔克戴青四台吉，岁贡来朝。朕不咎既往，朕将应还巴林缺少人畜悉从宽免，兹特遣大臣前来。尔等可以修好之故，面坚盟誓，每岁照常额进贡，交通贸易，朕亦不靳赏赉。既盟之后，尔逃人至此，亦不收纳，仍行送还。若不修好坚盟，即进贡，朕亦不纳，逃人至此，仍命收纳，且加恩养。尔其识之。(93)清廷宽免了巴林缺少牲畜，派出使臣，要求其首领与清朝使臣盟誓。十二月，喀尔喀左翼土谢图汗、丹津喇嘛、车臣汗、岱青台吉等与清朝使臣盟誓后，遣台吉至京师，清朝命多罗安郡王岳乐与喀尔喀台吉在宗人府盟誓。(94) 双方盟誓之后，清朝撤回了驻防归化城的清军。(95)
    喀尔喀左翼盟誓后，顺治十二年五月，清太宗敕谕右翼毕席勒尔图汗、俄木布额尔德尼等送还巴尔布冰图所掠人畜，遣为首台吉来朝认罪。(96) 顺治十四年正月，喀尔喀右翼毕席勒尔图汗等亦遣四位台吉来朝。(97) 二月，清世祖谕喀尔喀部落毕席勒尔图汗、俄木布额尔德尼、车臣济农、坤都伦伊尔登曰：
    前因尔等抗不遵旨，故不纳尔来朝使臣。今尔等既遵谕旨，遣冰图台吉、巴图鲁台吉、额尔克卓礼克图台吉、额尔克巴图鲁台吉等诚心认罪，进贡驼马来朝。朕不念旧恶，将驼马发回。其从前杀掠人口、劫夺牲畜之罪，悉行宽宥。今尔等可于朕所遣大臣前修好伸誓。自誓之后每年照定例进贡贸易，朕仍加轸恤，恩赏弗绝。尔处有逃来之人，亦不收纳。如不修好伸誓，无庸入贡，当仍收尔逃来之人，加以富贵恩养也。(98)
    顺治十六年四月，喀尔喀右翼首领盟誓毕，并遣使进岁贡。(99) 顺治十二年清廷初定例：“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车臣汗、丹津喇嘛、墨尔根诺颜、毕席勒尔图汗、鲁卜藏诺颜、车臣济农、坤都伦陀音此八扎萨克，每岁进贡白驼各一，白马各八，谓之九白年贡。”(100) 十七年改定，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毕席勒尔图三汗贡九白，其余管旗汗、贝勒及台吉、为首大臣、喇嘛等许其来京进贡，小台吉和喇嘛不许入境，只准在归化城交易。(101)
    综上所述，清太宗和清世祖虽然屡次以征伐威胁喀尔喀，其实采取了招抚策略。通过威胁出征、禁止通使贸易、延请达赖喇嘛，分化卫拉特喀尔喀联盟、收留逃人等诸多措施，最终迫使喀尔喀与清朝确立了政治附属关系。清廷每次敕谕喀尔喀必有“可毋遣使”、“无庸入贡”之语，以禁止通使贸易相威胁；对喀尔喀而言，通使贸易是其与清朝往来的主要目的，也是其最终依附清朝的主要原因。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单一的畜牧业经济与中原的农业和手工业综合经济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分工交换关系，北方游牧民族需要通过贸易获得中原地区的手工业产品及农产品。(102) 在明末清初，蒙古人除日常生活之外，其宗教活动也需要大量内地产品。17世纪中后期是蒙古各部赴西藏从事宗教活动（“进藏熬茶”）的高潮期，蒙古人赴西藏之前都要来内地贸易，以牲畜和皮毛交易金、银、绸缎、布帛、茶叶等物，赴西藏奉献给达赖喇嘛、班禅呼图克图等活佛以及各寺院的喇嘛。蒙古贵族有时一次给达赖喇嘛奉献白银上万两，绸缎几千匹。(103) 清朝与喀尔喀从最初接触就围绕经济贸易问题发生冲突，清廷深知经济贸易对蒙古各部的重要性，除在顺治十年至十一年之间为迫使喀尔喀臣服暂时禁绝之外，一直没有中断其通使贸易，保持接触，不激化矛盾，从长计议。
    喀尔喀为保持与内地的经济贸易联系，最终答应了清朝的要求，在政治上依附清朝，不过当时仅限于朝贡和文书礼仪。后来喀尔喀内讧，清朝开始干预其内政。康熙三十年（1691）多伦会盟之后，喀尔喀完全归属清朝，成为外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