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府准备以在台湾归属问题上的让步来进行交换。外交大臣莫里森（H. S. Morrison）认为，美国在台湾归属问题上的态度“尽管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但它丝毫不涉及任何原则的牺牲”。如果英国在有关中国参与和约的问题上能获得美国的赞同，英国的目的实际上已经达到，有关台湾问题的处置可以留待晚些时候大多数国家能达成协议时再作决定。内阁最后同意，“如果美国表现出愿意接受我们有关中国参加的提议，我们就应在台湾问题上同意他们的意见，如果联合声明清楚地表明，有关台岛最终处置的决定将推迟到能形成更为广泛的共识之后做出。”（注：Note of 41th Cabinet meeting in 1951, CAB/128/19.）
    尽管外交部方面及首相艾德礼本人都对杜勒斯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但杜勒斯坚持不同意由和约签字国的多数来决定日本与哪一个中国政府签约的意见。他声称，既然和约恢复了日本的完全主权，日本就不应被置于由其他国家来决定它与中国的关系的境地。他并再次威胁说，美国的共和党人反对这样的方案，如果对日和约中包括这样的条款，它将不可能在参议院获得通过。而如果和约在参议院被否决，将会产生极为困难的局面。
    面对杜勒斯的强硬立场，英国外交部为自己寻找退让的理由。莫里森在6月9日向内阁提交的备忘录中称，美国最初坚持应由国民党政府签署和约，现在，他们接受了我们的双方均不参加的意见，不再坚持由国民党政府签约，这是一个重大的让步。杜勒斯曾说，当他回到美国时，将会为此而受到共和党人的猛烈指责。莫里森告诫内阁：如果在有关中国参与和约的问题上拒绝与美国达成协议，就等于表示英国政府不准备接受美国政府或作为谈判者的杜勒斯所表现出来的善意。这对英美关系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注：Memorandum by H. S. Morrison, Jun.9,1951, CAB129/46.）莫里森要求内阁同意对美妥协，不再坚持在条约中添加由和约的签约国来决定日本与何方签约的附加条款，而由日本自行决定。
    但是，英国内阁会议否决了莫里森的这一建议。英内阁坚持，对日和约中必须有这样一条规定，即日本必须首先与各条约签字国磋商，才能与中国协商并签订双边条约。
    杜勒斯为此会见了英国首相艾德礼，声称美国政府断难接受英国的方案。杜勒斯并通知说，他准备前往法国一行，如果他的意见不能被英国政府采纳，他觉得就没有必要重返伦敦了。杜勒斯随后便动身去了巴黎。
    在杜勒斯的这一强硬态度下，英国终于做出了妥协。三天后，莫里森通知杜勒斯，他已经说服内阁重新考虑这一立场。他希望与杜勒斯再次会谈。于是，杜勒斯返回伦敦。6月14日，英美达成妥协， 双方同意既不邀请北京政府也不邀请台湾政府，而由日本在多边条约签署生效后，自行决定选择与哪一个政府签订双边条约。台湾主权由日本宣布放弃，但不明确交还中国。
    1951年9月，旧金山和会召开。根据美英的安排， 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台湾当局都未能出席和会。为抵抗日本侵略做出最大牺牲和巨大贡献的中国，竟然无人参加对日和会，这一会议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不能不令人怀疑。而和约也背离了盟国自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以来的承诺，未明确宣告日本将台湾主权交还中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谴责这一和约为片面和约，并宣布它是非法的、无效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台湾的主权转移并不同于一般的领土割让，一定需要由和约来确认。因为台湾原本是中国的领土，虽由《马关条约》割让，但中国对日宣战后，中日间的一切条约已被废止，《马关条约》当然也在其列。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则为中国收回台湾进一步提供了具有国际法性质的国际保障。战后，国民政府恢复了在台湾的统治。作为一片回归的领土，台湾已经完成了实质性的回归程序。和会所作的只能是最后的技术性的（而非实质性的）确认，它无权对台湾地位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杜鲁门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实是在冷战背景下出于美国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在国际法上是站不住脚的。
    本文对50年代初期有关台湾法律地位的这一段历史的钩沉，意在揭示这一本不成为问题的问题，是如何在冷战的环境中被人为地搞成问题的过程。就英国而言，它在这一问题上与美国既有共同点，也有分歧点，有时甚至是重大分歧，这是不应被忽视的。英国的这一态度，是与它的整个对华政策相关联的。它希望与它业已宣布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关系，希望尽可能地保留在华利益，维护其在香港统治的稳定，希望避免将中国无可挽回地推向苏联阵营。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它对台湾问题的态度。（注：有关这些因素的相关分析，参见拙作《新中国建国初年英国在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政策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然而，英国的立场又是犹豫的， 对于共产主义在亚洲发展的恐惧，以及因自身实力不足而产生的对美依赖，使它最终不得不在总体上屈从于美国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