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重建和完善王国官僚政府机构，也为了制约大贵族的权势，亨利二世也推行“擢新”政策，且在程度和规模上远远超过了亨利一世。他起用的“新人”既有次级封臣、骑士等中小贵族，也有王廷内府中的臣仆，但这两类人时常混同难分。此时“新人”中博学有术者不少，他们以忠诚和才干而受国王大力擢用，一跃而成为新兴权贵，充任朝臣和各种显要官职。有的甚至青云直上，成为“出将入相”的显赫权臣。名臣卢西堪称典型一例。他生于富裕骑士之家，原为前朝颇通法律和治术的小吏。亨利二世即位后即对他重用，先是让其任埃塞克斯与赫特福德郡守以及王之伦敦塔与温莎城堡之监守，不久又被提任为主要朝臣和宰相，与另一宰相罗伯特伯爵共执相权。1168年罗伯特宰相死后，他一人执相权至1178年退休。接任卢西为相的格兰维尔是又一典型。他出自小贵族家庭，精通法律和修辞学，为相前曾任约克郡守和王之法官，在1174年为平定内乱的军事将领，以显赫军功及政绩而受王器重。任相期间既为重要朝臣，又独掌相权，在王国司法制度的改革和运作上，功绩尤为彰著。1186年，他还曾率使团前往巴黎谈判，以遏止法王侵略[②t]。典型之三，当推又一名臣布朗。他乃是家世寒微、才识不凡的诺曼人，曾任西西里王国财务大臣，因宫廷失宠至英，被亨利二世命为施赈吏多年，又兼为督察财政署的钦差大臣[③t]。除了此三名臣外，不少新贵身为朝臣，但亦兼任财政署或中央法庭之官员，更多是兼任郡守。如先后任伯得福德、白金汉、北安普顿诸郡郡守的西蒙·菲兹·彼得，先后任卢特兰、萨塞克斯两郡郡守的理查德·都·荷麦特，都属此类人。
    “新人”上升为新兴权贵只是一部分，他们中大多数其实在王国政府中并无固定要职，不过与王关系密切，系王之心腹。他们除了充任朝臣外，也常担任一些属于临时差遣性质的官职，诸如城堡镇守、郡守（特别是1170年王对郡守弊政大调查以后）、雇佣军招募官、财政署吏员、王子辅佐等等，由国王根据需要临时委派，且时常换职或一人数职，因而其职位和政务不断更迭重合，使人很难断定他们究竟隶属于何政府部门，到底以何职为主。例如，休·得·克雷西在1176年被命为巡回法官，1180年又受命赴诺曼底执掌鲁恩的政务，1184年又被任为雇拥军招募官。凡尔登的伯特兰本系一骑士，在1169-1184年任沃威克郡和雷彻斯特郡郡守，但1177年曾被命为王之巡回法官，而在1169年以前，曾被派为庞托森堡的监守[①u]。这种情况反映了当时王国官僚制度仍不健全，但它也证明，国王正是通过这种临时差遣、职务重合的任用方式，将“新人”这一重要政治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形成了一个以王廷为核心的宽泛而又灵活的政制运作网络。这对于加强国王的政治集权，提高王国政府的行政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新人”的效忠和政绩，也得到王的各种恩赏，如赐地、减免税收等，但比亨利一世时要少得多。如宰相卢西，到1179年其地产也才只有25个骑士领。这大概是因为此时官吏增多，国王财政拮据。不过，既然参预王国政务是提高身分、获取荣耀的捷径，“新人”当然乐于为官作吏，勤于政事。除上述情况外，这种现象还可以表4佐证之[②u]：
    表4.亨利二世时部分中小贵族的政务活动及地产占有情况
    （续表）
    同样，“新人”官僚也免不了受王权羁勒而难以扩展势力。宰相卢西因权势赫重而深为王猜忌，于1178年被迫退隐修道院，就是典型一例。此外，王在1170年实施的对郡政弊端的大清查，致使约22名郡守被撤职[①v]，其中大多属于“新人”。
    亨利二世与世俗贵族全面密切的政治合作，为英国封建王权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政治基础。在其统治的35年中，亨利二世不仅能恢复和强化一度中断的政治集权进程，完善和扩建官僚政府机构，而且能有力遏止法国对英国的领土扩张，迫使宿敌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等臣服，顶住势力渐大的教会神权，有效地统治着领土广袤的“安茹帝国”。当然，亨利二世同样不可能根除统治阶级内部的权益之争。在他统治中后期，王国曾一度出现诸王子反叛和争夺王位的事件。而且，由于政府官僚和雇佣军的增多以及宫廷生活的奢靡等，亨利二世开始以增税和加重封建继承金等措施来缓解财政负担，王权与贵族在经济利益上的纷争开始显现。他在1168年和1172年的土地调查和征税，是部分贵族响应王子1173年反叛的原因之一[②v]。不过，双方的经济矛盾只是到了其子约翰王时，才因市场物价的猛涨而激化。
    以上粗略探讨大体可表明，自诺曼征服后的百余年间，英国封建王权与世俗贵族在封建土地等级分授占有制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统一对立的矛盾关系。国王的封赐和庇护，是贵族封建权益的源头；而贵族的拥护和参与，则是王权勃兴和扩展的前提。国王是贵族的政治代表，而贵族则是王权的政治基础。基于共同的根本利益，王权与贵族在正常的情况下必然要相依为援，特别是在亨利一世和亨利二世时期，王权更与贵族各阶层进行广泛密切的政治合作。国王的延揽和重用，使贵族得以频繁参与王国政务，而贵族朝臣和官吏的政务活动，则有力推动了国王的政治集权。另一方面，双方确也存在着矛盾，甚而导致一些有限而又激烈的斗争，但并不存在势若水火的截然对立，政治合作是这一时期双方关系的历史主流。这一时期贵族反叛固然与其封建离心倾向有关，但实际上主要是由王族的王位之争和某些贵族政治失意等因素促成的。只有当王位的最终归属尚在争夺时，或王权这个王国的政治“中心”失去了统治权威地位时，贵族的封建离心倾向才会较为明晰地暴露出来，但仍受到其政治向心力的制约。而一旦王位归属已成定局或王权从战乱中恢复了其“中心”的权威，贵族也就逐渐向王权归附。由是观之，在探讨中古前期的英国政治时，若囿于某种既定的理论或学术模式而忽略了对史实本身的审填考察，片面夸大封建王权与世俗贵族的矛盾斗争，或在贵族之外去竭力寻找推动封建王权发展的政治力量，是难以得出较为符合历史实际的可信答案的。
    注释：
    ①aH.W.C.戴维斯：《1066至1272年诺曼底人和安吉温人统治下的英国》H.W.C.Davis,England under the Normans and Angevins 1066－1272，伦敦1928年版，第110页。
    ①bR.伦纳德：《农业社会的英国》R.Lennard,Rural England，牛津1959年版，第25-26页；A.L.普勒：《从末日审判书到大宪章》A.L.Poole,From Domesday Book to Magna Carta，牛津1955年版，第15页。
    ②bC.A.纽曼：《亨利一世统治时期的盎格鲁--诺曼贵族》C.A.Newman,The Anglo-Norman Nobility in the Reign of Henry Ⅰ，费城1986年版，第135页。
    ③b在基督教会支配社会和土地普遍分封的情况下，教俗大贵族之间的界线有时略显模糊。因为两者都受王分封且同样有其封臣和骑士，对王的封建义务亦无大异。更为复杂的是，有人在某地是主教，而在另一地则以世俗的封臣身分或官吏职位来领受封地；有的主教原本系世俗贵族，而有的世俗贵族原曾作过教士。不过，两者仍有明显区别，不难划分。其一，教会贵族有宗教组织的神权理想、行为准则和教职头衔，有权参加宗教会议，具有“特定的地位和职务的流动性”（参见纽曼前揭书，第5页）。其二，判定一个贵族是教是俗，可以根据其是以俗人的还是教士的身分或职位来领取封地。例如在威廉一世时，大贵族奥多和杰弗里在诺曼底分别是巴耶和库坦茨的主教，到英后，两人都以俗人身分受王分封，奥多还任肯特伯爵一职，故他们应属世俗贵族。参见C.W.霍利斯特《盎格鲁-诺曼社会中的王权、大贵族和政府机构》C.W.Hollister,Monarchy,Magnate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Anglo-Norman World，伦敦1986年版，第98页。
    ①c霍利斯特前揭书，第248页。
    ②c有关这一时期英王国行政机构和官员的情况，可参阅马克垚的《英国封建社会研究》第六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③cJ.纳尔逊：《早期中古欧洲的政治和典礼》J.Nelson,Politics andRitual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伦敦1986年版，第242页。
    ①d一般估计当时英国的总人口约150万，而诺曼征服者约1万人（布朗：《诺曼人和诺曼征服》R.A.Brown,The Normans and the Norman Conquest，苏福克1985年版，第182页），但也有人估计前者约100万，后者不到1万。参见R.本迪克斯《国王或大众》R.Bendix,Kings Or People，洛杉矶1987年版，第184页。
    ②dD.C.道格拉斯：《征服者威廉》D.C.Douglas,William the Conqueror，伦敦1983年版，第289页。
    ③dJ.坎伦和R.A.格雷菲斯：《牛津插图英国王权史》J.Cannon and R.AGriffiths,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ish Monarchy，牛津1988年版，第149页。
    ④d资料来源：霍利斯特前揭书，第99页。
    ①e戴维斯前揭书，第33页。
    ①fO.维它利斯：《宗教史》第4卷O.Vitalis,The Ecclesiatical History,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Chibnall，牛津1983年版，第123页。
    ②f维它利斯前揭书，第123页。
    ①g霍利斯特前揭书，第110页。
    ②g资料来源：霍利斯特前揭书，第103页。
    ①h巴洛：《封建的英格兰王国》F.Barlow,The Feudal Kingdom of England，伦敦1955年版，第148页。
    ①i纽曼前揭书，第96页。
    ②i③i纽曼前揭书，第138、102页。
    ④i巴洛前揭书，第191页。
    ⑤i巴洛前揭书，第191页。
    ⑥i纽曼前揭书，第138页。
    ①j纽曼前揭书，第96、103页。
    ②j纽曼前揭书，第138页。
    ③j霍利斯特前揭书，第138页。
    ④j霍利斯特前揭书，第139页。
    ⑤j霍利斯特前揭书，第143页。
    ①kT.K.基夫：《亨利二世与其子统治下的封建税收和政治共同体》T.K.Keefe,Feudal Assessments and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under Henry Ⅱand His Sons，加利福尼亚1988年版，第97页。
    ②kJ.A.格林：《亨利一世统治下的英国政府》J.A.Green,The Government of England under Henry Ⅰ，剑桥1986年版，第122页。
    ③k④k霍利斯特前揭书，第144、137页。
    ⑤k霍利斯特前揭书，第223页。
    ⑥kH.G.理查德森和G.O.塞勒斯：《中古英国的统治方式》H.G.Richardsonand G.O.Sayles,The Governance of Medieval England，爱丁堡1974年版，第169页。
    ①l普勒前揭书，第131页。
    ②lH.A.克朗：《斯蒂芬的统治》H.A.Cronne,The Reign of Stephen 1135-1154，伦敦1970年版，第1-9页。
    ①mF.M.斯滕顿：《英国封建制度的第一个世纪》F.M.Stenton,The FirstCentury of English Feudalism 1066-1166，牛津1954年版，第85-86页。
    ②mS.彭特：《英国封建贵族领地的历史研究》S.Painter,Studies in theHistory of English Feudal Barony，纽约1980年版，第119页；克朗前揭书，第257页。
    ③m彭特前揭书，第120页。
    ①n普勒前揭书，第158页。
    ②n巴洛前揭书，第223页。
    ③n普勒前揭书，第147页。
    ④nC.W.S.巴诺：《封建的不列颠》C.W.S.Barrow,Feudal Britain，伦敦1983年版，第118页。
    ⑤n斯滕顿前揭书，第216-217页。
    ⑥n巴洛前揭书，第114页。
    ①o②o斯滕顿前揭书，第245、247页。
    ③o巴洛前揭书，第226页。
    ④o斯滕顿前揭书，第224页。
    ⑤o此协定的签署日期难以精确断定，应在1148年12月19日林肯主教就职至1153年12月16日雷纳夫伯爵去世这一期间的某日。
    ①pD.C.道格拉斯和G.W.格里纳韦编《英国历史文献》第2卷，D.C.Douglas and G.W.Greenaway e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伦敦1953年版，第930-932页，载有该条约全文。
    ①q普勒前揭书，第160页。
    ②q斯滕顿前揭书，第225页。
    ③q基夫前揭书，第99页。
    ①r基夫前揭书，第102页。
    ②r基夫前揭书，第105页。
    ③r基夫前揭书，第106页。
    ④r资料来源：基夫前揭书，第107页。
    ①s沃伦前揭书，第365、384页。
    ①t沃伦前揭书，第373页。
    ②t沃伦前揭书，第264、295页。
    ③tR.L.普勒：《十二世纪的财政署》R.L.Poole,The Exchequer in theTwelfth Century，牛津1912年版，第117-119页；沃伦前揭书，第312-314页。
    ①u沃伦前揭书，第264页。
    ②u资料来源：基夫前揭书，第108页。
    ①v道格拉斯和格里纳前揭书，第439-440页。
    ②v沃伦前揭书，第124、3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