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社会经历的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就是西方殖民帝国的衰亡。大英帝国也是在这个时代迅速瓦解的。在近年研究英帝国衰落的英文著作中，一个最突出的词就是“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甚至在许多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中都含有这个词。这个词的含义是复杂的，学者们对该词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战后西方各殖民帝国相继瓦解，这个殖民帝国瓦解的过程，许多西方学者就称为“非殖民化”过程。过去中国学者强调“民族解放运动”，很少提“非殖民化”。从某种意义上讲，“非殖民化”和“民族解放运动”是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即西方殖民帝国瓦解这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但两者强调的内容是不同的。“民族解放运动”强调的是民族主义者争取民族独立的活动，“非殖民化”则强调殖民国家在殖民帝国瓦解过程中的活动。前者强调殖民帝国衰亡的原因是民族主义力量的强大和斗争，后者强调的是西方殖民国家给予殖民地独立的主观能动性。
    英国政界人士常宣扬英国殖民地的独立是英国给予的，是英国殖民政策的目的和结果。英国帝国史的一些学者在使用“非殖民化”时实际上往往体现了这一看法。亚非国家的一些学者常常把“非殖民化”作为一个中性词，用来指殖民地走向独立的过程，有时甚至把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称作“非殖民化”活动。尽管目前学术界在用这个词时对其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但我们认为，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结束殖民统治的活动称作“非殖民化”是不恰当的。本文认为“非殖民化”主要是指殖民国家在被迫撤出殖民地的过程中采取的旨在尽可能地维护自身利益的各种行动，包括各种撤退战略、策略与手法。这样的一种以维护自身利益为目的、在被迫撤出殖民地的过程中的主动行为与活动就是“非殖民化”的真正的含义。我们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英国的“非殖民化”的。
    英国学者约翰·达尔文在讨论“非殖民化”的含义时指出“非殖民化实际上意味着在较不发达的世界寻求民族利益的一套新的基本规则”。[1]这里达尔文揭示了“非殖民化”某些实质性的东西。的确“非殖民化”意味着从一种旧的控制向新的控制的转变，意味着用一种新关系代替旧关系。在殖民撤退过程中，英国面临两个重大问题。一个是权力转移问题，即如何交权并把权力交给谁的问题。一个是关系转变问题，即如何把旧的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转变成一种有利于英国的新关系，就是如何实现从旧殖民主义向新殖民主义的转变。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是英国“非殖民化”战略与策略的中心任务。权力转移与关系转变也正是我们考察英国的“非殖民化”的核心内容。
    在考察“非殖民化”的核心内容之前，这里有必要先讨论一下与“非殖民化”有关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英国何时进行“非殖民化”，即何时开始殖民撤退。对这个问题，我们很难作一个准确的回答。国外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英国的“非殖民化”从美国独立开始。另有一种说法是，英国的“非殖民化”应以19世纪上半叶英国殖民地加拿大开始走向自治为标志。英国也有学者把两战期间爱尔兰走向自治的进程作为英国的“非殖民化”的历史过程来考察的。我们认为“非殖民化”作为一个时代潮流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正像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成为时代潮流一样。本文所考察的内容主要涉及的是战后英国的殖民撤退。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非殖民化”的原因。我们认为，英帝国瓦解与殖民地独立的根本原因是殖民地民族主义力量和国际反殖民主义力量的强大。当然，英国的相对衰落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英国政界和学术界一些人士宣扬殖民地的独立和帝国的终结是英国殖民政策的结果，是英国“非殖民化”，即主动撤出殖民地的行动的结果。而英国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行动，不是因为民族主义的压力，也不是因为没有力量镇压殖民地的反抗斗争，而是心甘情愿给予殖民地独立。R.D.皮尔斯这样写道：“在尼日利亚，的确也在其他地方，英国没有经过斗争就给予了独立”。[1]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英国仅在战后的年代在其殖民地就采取了一系列的镇压行动以阻止殖民地独立进程。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会提及。
    英国的殖民撤退无疑是英国在面对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国际反殖民主义斗争时被迫进行的，但在被迫进行殖民撤退时英国可采取各种行动以尽可能地维护英国的利益。这种“主动行为”就是英国的“非殖民化”。英国之所以能进行这样的“非殖民化”，是因为英国作为一个殖民大国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力量和国际殖民主义势力仍相当强大。英国殖民主义者在撤退过程中对权力的转移和新旧关系的转变仍有能力进行一定的控制。因此，可以说“非殖民化”是民族主义强大而又非十分强大、殖民主义力量削弱而又非完全削弱的产物，是殖民主义力量与民族主义力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相互较量的结果。
    第三个问题是“非殖民化”与“冷战”的关系问题。英国学者中盛行一种观点是战后是一个“冷战”时代，“非殖民化”从属于“冷战”。例如，罗纳德·海厄姆就认为“非殖民化是冷战的一个巨大的脚注”。[2]亦有学者认为，由于“冷战”战略的需要，正式的帝国统治须向非正式的支配转化，给予殖民地独立以争取民族主义者的合作，使新独立的国家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3]
    战后的时代特征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在讨论“非殖民化”时不得不对这个问题作出一个回答。战后的确存在着“冷战”，但对整个世界来讲，并不能说战后是一个“冷战时代”。战后的世界并非仅是一个“冷战”的世界，它存在着三大相互交错的矛盾，即传统意义上的东西方矛盾，南北矛盾和意识形态与社会体制上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冷战”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矛盾，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体现，而且主要是苏联东欧与以美国为主体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矛盾的体现。英国及其西方盟友与苏联的矛盾属于“冷战”范畴，英国与殖民地的矛盾则属于南北矛盾和传统意义上的东西矛盾的范畴。例如英国与英属黑非洲的矛盾就属于南北矛盾的范畴，而英国与印度的矛盾则既属于东西矛盾也属于南北矛盾的范畴。从历史的角度看，战后大英帝国的解体主要是南北矛盾和东西矛盾的结果，“冷战”中的两大阵营的矛盾对这种结果起了促进与加速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因而我们不赞成“非殖民化”从属于“冷战”的说法。从历史角度看，战后英帝国的解体所体现的矛盾是非常深远的，对世界的发展更具影响。“冷战”只是战后历史中的一个短暂现象，而“非殖民化”体现的矛盾既存在于“冷战”产生之前，也存在于“冷战”结束之后。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英国的“非殖民化”与美国的关系。在解释英帝国解体时，英国一些学者往往连篇累牍地讨论美国的压力，强调美国在反殖民主义中的作用，而只是轻描谈写地提及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对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这种强调美国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中的作用的作法，可以说是用表面现象掩盖内在实质。
    战后英美两家存在着长期的“特殊关系”，在国际事务中是合作伙伴。冷战中与苏联对抗，它们是盟友，利益是一致的。从总体上讲，在对付民族主义运动方面英美两家的利益也是一致的。当然不应否认英美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利益冲突，但是英美之间的矛盾在战后世界是第二层次的矛盾，是一种“内部矛盾”。战后殖民主义受到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旧的殖民统治体系难以维持，美国出于国际战略与策略的需要，打出反殖民主义旗号以笼络人心。赤裸裸地支持西方盟友的殖民统治对美国及其盟国反而不利。在与英国进行有关殖民统治问题的讨论时，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菲利普斯就坦陈，“如果美国被看成是殖民统治的公开的辩护者，那将不利于美国的利益（也的确不利于英国与法国的利益）”。[1]战后时代英美及其西方盟友与苏联的矛盾、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或第三世界国家的矛盾是第一层次的矛盾。这是我们在分析美国与英帝国解体之间的关系时应予注意的。
    二
    战后英国殖民地掀起了广泛的民族主义运动高潮，其突出表现是新的民族主义政党雨后春笋般地诞生，工会运动蓬勃兴起，反对殖民主义的罢工斗争与游行示威此伏彼起，同时在一些殖民地还爆发了武装斗争。面对蓬勃高潮的民族主义运动，英国采取了各种抑制、分化和镇压措施。英国在与美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合作在全球范围内与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对抗的同时，积极采取措施，防止共产主义在英国殖民地传播和蔓延，以阻止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例如，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势力影响英国殖民地工会组织，阻止殖民地工会参与反对殖民统治的政治斗争，50年代初英国政府积极采取了利用英国职工大会操纵和影响殖民地工会的措施。英国职工大会也乐此不疲，与殖民部进行了密切配合。职工大会还与英国海外雇主联合会达成一致意见，双方保持接触和非正式会晤来研究殖民地存在的问题，并分途为在殖民地建立所谓“稳定的劳资关系”而进行活动，而殖民部将扮演顾问和观察家的角色。[1]
    英国对付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利用职工大会影响殖民地工人运动只是其中较温和的一种，而更为突出的是赤裸裸的镇压。战后英国在殖民地宣布的一系列“紧急状态”正是这种镇压政策的充分体现。“紧急状态”代表着一种绝对统治形式，而大多数“紧急状态”是按照英国1939年的一道枢密院敕令宣布的。根据这道敕令，“总督可以制定他认为必要和适当的法规，保证公共安全，领土的防卫，公共秩序的维持和对集会、暴动和骚乱的镇压，并且维持社会生活中必需的供给与服务”。正如弗兰克·菲雷迪指出的，“这种权力的使用意味着对有关殖民地政治生活的中止”。[2]
    的确，英国政府和各殖民地当局对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断采取各种镇压行动，如镇压罢工运动和游行示威，宣布工会和政党组织非法，逮捕与监禁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更有甚者是在殖民地发动殖民战争，如在马来亚、肯尼亚、塞浦路斯、亚丁，大规模地镇压与屠杀为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殖民地人民。
    英国对民族主义运动分化与镇压两手并用，在镇压的同时进行分化。其分化民族主义运动的手法是多样的，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下面几个紧密相联的手法。一、打着保护少数民族利益的旗号，支持与怂恿少数民族与较大的民族对抗。二、拉拢和利用封建王公和部落酋长。三、刺激地区主义的发展。四、分化代表全国性民族主义运动的政党。五、制造“激进派”与“温和派”之间的矛盾，利用“温和派”牵制“激进派”。
    这里需指出的是，镇压和分化民族主义运动是英国殖民撤退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首先，镇压、抑制和分化民族主义运动意在延长殖民统治，阻缓殖民地独立进程。第二，通过镇压和抑制，防止共产主义在殖民地的传播，阻止共产主义性质的政党掌握政权。这一方面配合了西方反共阵线对共产主义的遏制战略，另一方面又起到了使殖民地独立后与英国保持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的作用，尽可能地使殖民地独立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员，使新的政权成为亲西方的政权。第三，分化民族主义政党，抑制其激进要求，既延缓了殖民地独立进程，使英国有更多的时间为殖民撤退作出安排，又能引起民族主义政党内部或政党之间的冲突，使英国可以在撤退时加重讨价还价的筹码，也为英国作为第三者扮演民族主义政党之间的调停人的角色提供了机会。第四，镇压和分化手法往往能迫使激进的民族主义政党采取比较温和的政策。镇压是“驯化”民族主义领导人的一种手段，分化能削弱主要民族主义政党的力量。用弗兰克·菲雷迪的话说，这是一种“重铸”民族主义的活动。[1]这使主要的民族主义政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英国提出的撤退条件，有利于英国在殖民地独立后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原有的殖民利益和维持与殖民地的旧关系。
    对殖民地人民反英斗争，英国首先采取的步骤是镇压与分化，当难以阻止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时，就采取让步措施，进行宪制改革。英国殖民地宪制改革的中心是立法机关。在非白人移民殖民地，英国大多推行“皇家殖民地”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总督掌握着行政和立法大权，立法会议是总督的咨询机构。皇家殖民地政治体制发展和变化的中心是立法会议。随着宪制的发展，立法会议在有些殖民地逐渐被立法大会或国务会议取代。到殖民地独立时，立法机关通常称作议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
    立法会议起初一般只有官方成员，后来逐渐纳入一些指定的非官方成员。非官方成员在很长时间里是少数。在非官方成员中，逐渐有了选举的成员。增加立法会议中非官方成员是英国对殖民地的利益集团或殖民地人民反抗斗争的一种让步方式。而当立法会议中选举的非官方成员的数量达到半数或超过半数时，法律上讲立法会议可称作代议制立法机关，这时该殖民地的政府可称作代议制政府。当立法机关取得了控制行政机关的权力时，责任制政府就出现了。这时立法机关获得了委任和罢免政府成员如行政会议或部长会议成员的权力。但真正的责任制政府只能在殖民地获得独立后才能取得。当形式上的责任制政府形成后，英国总督仍持有保留的权力，有些重要部门如对外事务、防卫和警察控制在总督手中，政府中的部长并非都对立法机关负责。马丁·怀特称这种状态为“半责任制政府”。[2]在殖民地独立前英国还掌握着修改、制定、甚至中止宪法的权力，所谓的责任制政府随时有被取消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