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家永三郎先生还基于教育和出版自由的原则在诉讼中要求日本政府取消教科书的审定制度。
    教科书的三次诉讼是分别独自进行的，每一次诉讼均需经过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等法院和日本最高法院的三级审理。第一次诉讼经最高法院在1993年3月19日作出了家永败诉的判决。第二次诉讼在 1975年12月20日经东京高等法院的审理本来是判为家永胜诉的，但被最高法院驳回重新审理，结果在1982年4月8日废除原判，改判家永败诉。
    第三次诉讼提出后，在1993年10月20日东京高等法院的二审中，认定文部省审定的一部分意见是违背日本宪法的，具体为：关于“南京大屠杀”问题，关于日本军队对妇女的暴行的问题和关于“草莽队”问题，同时还判决家永先生获得30万日元的微不足道的赔偿金。
    1997年8月29日， 日本最高法院对第三次诉讼作出最后的判决，在上述东京高等法院判决的基础上，又作出了在“‘七三一细菌部队’的记述上，文部省的审定意见违背宪法”的判决。这样，文部省对家永三郎的教科书的审定意见有四处被判违宪，并判定给予家永三郎40万日元赔偿金。但是，最高法院仍判定文部省审定教科书这一制度是合乎日本宪法的，否决了家永先生关于审定教科书制度违宪的指控。
    尽管诉讼的最终结果还不能说是完全的成功，但是长达32年的教科书诉讼在日本社会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特别是对历史教科书中正确描述侵略战争历史事实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例如，从1955年起在教科书中消失了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从1974年起，先是被一种高中教科书和一种初中教科书采用，70年代后半叶，30%的教科书开始采用，而到1984年，几乎全部教科书都记载了这一历史事实。到1992年，甚至出版小学教科书的7家出版社中也有6家采用了这一史实。
    教科书中以前从未采用的“从军慰安妇”的史实，从1994年起，由23种高中的日本史教科书和8种世界史教科书开始记载；1997年7种初中社会科教科书开始记载。
    一度被文部省要求改为“进出”的“侵略”一词，也在90年代以后被各种教科书明确地使用了。
    如上所述，正是通过日本进步力量的积极努力和国际舆论的促进，特别是以家永三郎为代表的日本国内进步力量在长达32年间进行的诉讼，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才相对逐步地反映了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所以说，1997年7 家出版社的中学社会科教科书记载侵略战争史实是正义力量战胜右倾保守势力的结果。
    三再次篡改教科书--值得注意的政治倾向
    与上述历史过程相比较，2002年版教科书送审本关于侵略战争史实记载的变化，是日本社会90年代后期政治倾向变化的反映。实际上，战后每当日本政治处于特殊的变动时期的时候，关于战争的历史观以及历史教育都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围绕历史教科书问题掀起相当大的政治波澜。
    日本战后第一次围绕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政治波澜发生在《旧金山和约》签订后的冷战初期。本来，随着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日本国内保守势力已经抬头，来自右的方面的政治逆流逐渐加强，在教科书中反映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被批评为“影响建立日本人的爱国心”，而文部省也相应地在1956年设立教科书调查官制度，1958年颁布对教科书的严格审查的标准。此后，这一标准又多次修订，一次比一次严厉。按照这一标准对于日本历史教科书审查的结果，1958年当年就有33%的教科书被审定为不合格。在这样严厉的审查制度下，教科书正确反映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几乎已不可能。而到1965年，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策得到了实施，国民的注意力从政治转向经济，丧失了对于保守政治的警惕性，从而使原来遭到激烈反抗的日美军事同盟得到加强，自卫队也谋求自身的发展，积极制定军事计划。在这样的背景下，战前的“皇国史观”堂而皇之地以所谓“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面目出现；要求取消宪法中关于日本永远放弃战争手段和不发展军队承诺的言论和行动也活跃起来，日本政治出现了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与这样的形势相呼应，日本国内的右倾势力编写宣扬“皇国史观”的教科书在文部省很容易获得通过，而揭露战争罪行的教科书则受到严格的审定。一位负责审定教科书而事实上是“皇国史观”教科书主编的文部省调查官的村尾次郎公然声称“我就是拥护‘皇国史观’，我就是国粹主义者，国粹主义没有什么不好”，他还说“不在教科书中颂扬乃木、东乡是不可思议的”。（注：〔日〕家永三郎：《教科书から消せない战争の真实》，青木书店1996年版。）这是对历史教科书冲击的第一次浪潮，一直持续到70年代。家永三郎先生的第一次诉讼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许多教科书被审定为不合格，迫使许多正直的学者中途折笔，放弃了教科书的编写。而支持编写正确认识战争责任的教科书的日本教育工会（日教组）、出版工会等都受到政治压力甚至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