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永三郎先生提出第二次教科书诉讼的80年代，是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已经确立的时期，在强大经济实力基础上，日本国内滋生出强烈的要成为“政治大国”的社会意识，而在历史观上，则要求建立与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及经济大国地位相适应的历史观念。1983年，当时的首相中曾根首次提出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激励日本人的“大国意识”。而与此相呼应，他对日本战后的历史观提出非难，说：“日本在战前，曾经有所谓的‘皇国史观’，因为日本战败了，所以历史观转变为‘太平洋战争史观’或‘东京审判史观’。东京审判以日本为被告，但是法律是联合国自己制定的，在人道与和平的名义下对日本进行了裁决。但是这样的历史判决是不是正确，还有待于历史的判断。”（注：〔日〕大规健编《教育改革を问り》，大月书店1984年版。）在这里，他表达了对把日本置于战败国的位置上进行“东京审判”的强烈的抱怨，认为这是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主要障碍。因此，他提出要进行“战后政治的总决算”，彻底否定以和平宪法为代表的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成果，彻底否定“东京审判史观”。在这样的思潮影响下，当时的日本社会围绕“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修改和平宪法问题等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而关于战争历史问题的教科书的编写和教育方针也是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内阁中设立了“教育问题临时调查委员会”。根据与战后历史进行“总决算”的原则，文部省对历史教科书的审查更加严格，要求教科书把“侵略”改为“进入”或“进出”，把“镇压”改为“压制”，把“掠夺”改为“转让”，把对日本的“抵抗运动”改为“暴动”，同时对“七三一细菌部队”、“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等战争责任问题竭力掩盖，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对教科书的冲击和篡改的浪潮。这一次冲击在1982年引起了亚洲各国的警惕，在各国的抗议声中，日本政府表示要承担起责任，倾听亚洲各国的批评。在这之后，日本文部省在教科书审定制度中加上了“在涉及到与近邻的亚洲各国相关的历史事实的时候，需要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角度考虑”的原则。（注：〔日〕家永三郎：《教科书から消せない战争の真实》。）
    从那时以来，特别是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日本的一部分历史教科书逐渐吸收了战后日本进步学者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但是，2002年教科书送审本在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记述上为什么又出现了明显的倒退？这样的倒退有没有发展为关于教科书的第三次波澜的危险？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考虑90年代中后期以来日本政治倾向的新变化。根据历史的经验，教科书的变化是日本政治倾向变动的晴雨表。
    教科书最近的动向是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社会出现的“重新认识”战争历史的思潮的发展结果，而那一思潮起因是1994年细川护熙作为联合执政首相关于战争性质问题的谈话，因为他当时说：“我认为（过去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他还表示在即将到来的战争结束50周年时表明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谢罪。由于这是自1955年日本自民党一党执政局面的第一次被打破，加上冷战结束后的新的国际关系背景，日本社会的思想正处于混乱时期，这一日本历届首相中最为明确的一次表态，立即引来了日本右翼势力和右倾政治家的猛烈的攻击和责难。右倾保守的国会议员在攻击细川首相，否定侵略战争历史的活动中是骨干力量，由这些人组成的“历史检讨委员会”表示：“细川首相关于侵略战争的发言和关于战争责任的谢罪是以反省战争的名义宣扬‘自虐史观’，我们不能容忍，要在公正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建立日本人光明的历史观。”（注：〔日〕历史检讨委员会编：《大东亚战争の总括》，展转社1995年版。）可见从一开始，关于战争的历史观问题就成为争论的核心。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政治家组成的“历史检讨委员会”并不直接站在第一线，而是要学者打头阵，由他们给予资金和其他的支持。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历史检讨委员会”网罗了一批学者，以总结历史的名义，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从原因、过程、结果的诸方面都进行了根本的翻案，其标志是1995年出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在世界人民都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那些人则演出了一场歌颂“大东亚战争”的闹剧，在日本社会泛起了一股“重新认识”战前历史的思潮。
    但是，在纪念战后50周年的热潮过去之后，这股“重新认识”侵略战争历史的闹剧并未停止，而由“自由主义史观”的日本学者把否定侵略战争历史的任务接了过去，并把攻击的目标直接指向暴露侵略战争史实的历史教科书。
    “自由主义史观”的核心人物是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藤冈信胜。他在1994年提出要对日本近现代历史的教育进行彻底修正的主张，并建立了“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自由主义史观”认为战后日本的近现代历史教育一直被两种历史观所主宰：一是来自苏联--俄罗斯的“共产国际史观”，那是建立在俄罗斯报日俄战争失败之仇的基础上的历史观，“把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光荣的历史描写为对外侵略扩张的军事帝国主义的黑暗的历史”；二是来自美国等国的“东京审判史观”，那是战胜国要把战争责任强加给战败国日本的历史观，“不承认日本在亚洲领导的反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斗争”。他认为现行的日本教科书受那两种历史观的影响，“充满了对日本人的恶意”，“宣扬黑暗的，自虐的历史观”，宣扬导致了日本“国家精神的解体”（注：〔日〕家永三郎：《教科书から消せない战争の真实》。）的历史观。藤冈开始特别攻击在教科书中反映包括“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问题在内的侵略事实，认为那是故意给日本“抹黑”的阴谋。后来，他又把“自虐史观”和“反日史观”的攻击对象确定为1997年版中学历史教科书。他声称：在学校的教育中介绍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就会“使国民染上反日思想”，会导致日本的学生“厌恶日本的历史”，出现“讨厌日本，蔑视日本人的倾向”；给孩子们使用那样的教科书，就会“腐蚀、瓦解日本”，使日本变成了“没有值得自己骄傲的历史，没有国民的自我”的民族；他们认为：“只要不修改教科书，日本国家精神的解体就是迫在眼前的事。”（注：〔日〕俵义文：《教科书攻击の深层》，学习の友社，1997年。）
    在“自由主义史观”的煽动下，一部分人组织起来声讨日本战后历史教育的“大罪”，并于1997年1月30 日建立了“编写新的历史教科书会”，声称要编写一部“把日本置于世界历史的视野之中，正确地描绘日本国和日本人；赞美祖先的荣耀，了解和感受他们失败的痛苦”的历史教科书和日本学生的日常读物。在该会的会章第三条中有这样的记载：编写教科书，将教科书送到学生和儿童的手中。“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比“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成员广泛得多，其核心人物不仅有历史学者，还有教育学者、文学家、漫画家等各种类型的人物，说明“自由主义史观”的影响从教育界向整个社会扩散。他们的目标就是编写新的，为广大的国民都接受的“历史教科书”。为此，他们认为首先应当编写普及性的“国民历史”的小册子，还要争取新教科书通过文部省的审查，进而要让各地采纳“新历史教科书”。
    “自由主义史观”运动在现实社会中的活动形式多种多样，利用许多宣传媒体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力和影响力。为使“自由主义史观”运动在社会影响广泛，他们组织了“将‘从军慰安妇’的记述从中学教科书中删除运动”。藤冈信胜冲在运动的最前列，在各种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发布文章。1996年，“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发表了紧急宣言。此后，各种团体向全国各地的自治体议会提出了请愿，要求将有关从军慰安妇的记述从中学的教科书中删除。到1998年的10月5日，已经向33 个都道府县的议会提出，其中有8个县议会已经采纳；在339个市区町村议会中，有42个议会采纳。在那之后，他们又提出“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问题，在其网页上大肆鼓吹“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内容。（注：〔日〕井竿富雄：《历史、自夸、国民国家》，载《九州历史科学》第25号，1997年。）